亡軍的將領（簡體書）

譯序

近年來，在歐洲各國特別是法國文學的天空，升起一顆格外耀眼的新星。他一連出版了近30部長篇小說和為數不少的中、短篇小說、雜感、隨筆和遊記，而且幾乎每部長篇都被譯成多種文字在歐美廣為發行。法國文學界贊美他可與海明威、卡夫卡等文學大家比肩，甚至還多次呼吁他應當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候選人。

這位文學新星就是擊敗數十名文壇巨匠，於2005年6月榮獲首屆布克國際文學獎的阿爾巴尼亞當代著名作家、詩人和社會活動家伊斯梅爾·卡達萊。

也許有人以為：經濟發展滯後，人口僅有300多萬的阿爾巴尼亞，根本出不了具有世界文學水平的大作家，卡達萊獲此殊榮，只是一種偶然或者是出於某種特殊原因。但據我50餘年來對阿爾巴尼亞文學特別是對卡達萊文學生涯的跟蹤和研究，應當說，這是一個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而不能手中無材料只憑主觀想象，武斷地亂下結論。

卡達萊之所以能榮獲布克國際文學獎，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第一，我們知道，阿爾巴尼亞國家雖小，但她具有同希臘、古羅馬一樣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在源遠流長的文學史上，阿爾巴尼亞涌現出了不少可與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名家相媲美的人物。也就是說，阿爾巴尼亞的文學根基是相當厚實堅牢的；有了這樣的根基，是可以建立起雄偉瑰麗的文學大廈的。第二，阿爾巴尼亞當代文學也曾是經過時代風雨考驗與磨礪並具有很高水平的先進文學，她擁有一批被歐洲許多有識之士公認的，能和當今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詩人擺在同一個天平上的杰出人物（如德裡特洛·阿果裡、彼特洛·馬爾科、雅科夫·佐澤、澤瓦希爾·斯巴秀等），伊·卡達萊只不過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代表。

其實，50年前，卡達萊就是一個名聲顯赫的人物。他是一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作家、詩人，也是一個得到黨和政府特別關照，享有崇高聲譽的驕子。

1936年，即意大利法西斯侵占阿爾巴尼亞（1939年4月7日）的3年前，卡達萊出生於阿爾巴尼亞南方著名的山城紀諾卡斯特（與阿爾巴尼亞前最高領導人恩維爾·霍查是同鄉）。他在這裡讀完了小學和中學，後進入地拉那大學歷史-語文系，主攻阿爾巴尼亞文學。早在青少年時代，卡達萊就嶄露出詩才，18歲就出版了詩集《少年的靈感》（1954），21歲又出版了詩集《幻想》（1957）。緊接著，他又在25歲的時候，出版了引起詩壇廣泛注意和好評的詩集《我的世紀》（1961）。

這三部詩集以新穎鮮活的想象力和個性突出的詩歌語匯，得到前輩詩人拉·西裡奇、法·加塔的夸獎和重視。20世紀50年代後期，卡達萊被政府派送到莫斯科高爾基文學院深造。在那裡，語言天賦甚高的卡達萊很好地掌握了俄語和法語，從豐富、斑斕的俄蘇文學和法國文學中汲取了寶貴的營養，使他一生受益無窮。1961年夏天，國際風云驟變，阿蘇關係破裂，卡達萊被迫回到地拉那，先後在《光明報》《十一月》文學月刊和《新阿爾巴尼亞畫報》任編輯，有一段時間還主編過法文版的《阿爾巴尼亞文學》。與此同時，他還繼續從事自中學時代就開始的詩歌創作活動。

1963年秋天對卡達萊一生的文學事業具有頭等的重要意義，那是決定他一生命運的季節。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機關報《人民之聲報》以整版的版面發表了他的長詩《群山為何而沉思默想》。這首長篇抒情詩，以超凡獨特的想象和聯想，描述了慓悍驍勇的阿爾巴尼亞人民世世代代同槍結下的不可分割的血肉關係，深刻地闡釋了阿爾巴尼亞人民千百年來偉大力量的源泉所在。它在《人民之聲報》上發表的當天晚上，卡達萊就接到了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恩維爾·霍查的電話。領袖的熱烈祝賀，給了卡達萊極大的鼓舞和力量，同時也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聲譽和在詩壇上的地位。

3年後的秋天（1966），在阿爾巴尼亞舉國歡慶勞動黨成立25周年的前夕，卡達萊又在《人民之聲報》上發表了長詩《山鷹在高高飛翔》。這首詩在內容和創作思路上，都和《群山為何而沉思默想》一脈相承。在這首激越磅礴的長詩裡，詩人滿懷熾熱而誠摯的情感，描述了勞動黨在革命風暴中誕生、壯大的英雄歷程。

又過了3年，即1969年阿爾巴尼亞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勝利25周年前夕，卡達萊又發表了第三部著名的抒情長詩《六十年代》，縱情歌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及其領導者霍查在20世紀6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歷史功績和貢獻。

《群山為何而沉思默想》《山鷹在高高飛翔》《六十年代》這組三部曲式的抒情長詩，從歷史寫到現今生活，思想深邃，技藝精湛（特別是前兩首），均榮獲過共和國一等獎。通常《人民之聲報》是不發表詩歌和小說的，但卡達萊的3首長詩卻能連續3次以整版的版面在報上隆重推出，這可是文壇上史無前例的盛事。從此卡達萊名聲大振，在阿爾巴尼亞詩歌界獨領風騷近10年。直到1974年，德裡特洛·阿果裡的長詩巨著《母親，阿爾巴尼亞》問世之後（在此之前，這位詩人還發表了《德沃利，德沃利》《父輩》《共產黨人》等家喻戶曉的詩篇），卡達萊獨領風騷的地位才被阿果裡所取代。

卡達萊是一位極力追求藝術表現力的詩人，他給阿爾巴尼亞詩歌帶來了不少新主題、新思想、新形象和新語匯，他許多詩作中都有著發人深思的哲理性。卡達萊的詩歌，基本上都是現實主義的完美之作，同時，他又是受俄羅斯大詩人葉賽寧和馬雅可夫斯基影響至深的詩人。從他們的作品中卡達萊學習了未來派和象征派的表現手法，運用了阿爾巴尼亞詩人少用的詩歌語匯，增強了表現力和新鮮感。比如“時間的牙齒咬住阿爾巴尼亞的腋下”、“歌兒像從槍口裡吐出的紅玫瑰一樣”、“白色的鐘擺敲響敵人的喪鐘”（把尸體比做鐘擺）、“一片帶血的羽毛伴隨著11月的樹葉落到地上”（用帶血的羽毛象征烈士）、“房屋像暴風雨中的雄鷹直上云天”（用共產黨的誕生地——一所小房子象征黨）等。這些形象的捕捉和運用，顯然受到了象征派詩歌的影響，這一傾向更加明顯地表現在後來的兩部詩集《太陽之歌》（1968）、《時代》（1972）中。

猶如許多才華橫溢的詩人同時又是著名的小說家一樣，卡達萊也是創作小說的強手。而且越到後來越明顯：小說創作才能更加充分地顯示他的文學天賦和成就。

還在創作使自己名聲大振的長詩《群山為何而沉思默想》的時候，卡達萊便開始了長篇小說《亡軍的將領》的創作（1963年初版，截止到1966年又修改過兩次）。這是卡達萊長篇小說創作的處女作，也是他全部長篇中最成功的作品。它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國產生了使阿爾巴尼亞人感到驕傲與自豪的影響。我們知道，意大利法西斯1939年4月侵占阿爾巴尼亞時，卡達萊年僅3歲，他既沒有彼特洛·馬爾科參加西班牙戰爭的經歷，也沒有像賽弗切特·穆薩拉依、法特米爾·加塔那樣親赴民族解放戰爭的戰場，在槍林彈雨中目睹人民的豐功偉績。這就是說，卡達萊不可能采取以往作家的寫法來寫民族解放戰爭。他要像畫家、攝影家選取合適的角度那樣，精心選取自己的角度。他抓住了一名意大利將軍赴阿爾巴尼亞搜尋意大利陣亡將士遺骨這條主要情節線，將他所熟悉的甚至自幼就聽到的種種故事，巧妙地、得心應手地編織在上面。具體落筆時，又不直接去描寫戰場上的刀光劍影，而是全力去展示各種人物對戰爭的思考和心態。這就是卡達萊描寫民族解放戰爭的新角度。他的才華和靈氣，也主要在這一點上展露出來。一個將軍在一個神父的陪同下，到異國的土地上尋找陣亡者的遺骨，這是一件多麼乏味無趣的事情！但是，聰明的卡達萊卻讓我們看到，圍繞著尋找遺骨這件事情，作者采取故事中套故事，鏈環上結鏈環的巧技，多層面、多方位、縱橫交叉、上下貫通，全面地描繪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戰爭的畫面。難怪一位頗有成就的中國當代作家讀罷小說後感慨地說：“《亡軍的將領》寫得何等輕松從容！作家為沒經歷過戰爭而寫成戰爭的作者提供了樣本……”

《亡軍的將領》問世後，在世界上產生了不小的反響，截至1997年，它共被譯成28種文字，印了71版，其中法國社會各界的一片喝彩聲，將作為阿爾巴尼亞全民族分外光榮、體面的事件，載入阿爾巴尼亞的史冊。請聽：

這是一部奇特的小說。在這部小說裡，戲劇性不斷地伴隨著幽默，讓我們發現了過去所不熟悉的阿爾巴尼亞文學。

——法國“南方電臺”，1970年3月11日

在這部荒誕的史詩裡，幻想現實主義塗上了一層淡淡的幽默色調。這是一種從地下目擊的戰爭，即從墓穴裡目擊的戰爭。這部書透過死者的魂靈使歐洲最小的國家之一——阿爾巴尼亞進入了共同的圖書市場。

——巴黎《費加羅報》，1970年4月12日

毫無疑問，這部書的出版，將是一種新發現，發現了我們幾乎不了解的阿爾巴尼亞文學；這一文學首先使作家伊·卡達萊進入到高不可攀、求之不得的層次。

——巴黎《最後一分鐘報》，1970年3月13日

幽默，含蓄的激情，輕松自由、樸素自然的敘述，機敏的語調，不外露的技藝，曲折的教誨，異乎尋常的景觀，喜氣洋洋的新人——所有這些因素使這部小說比任何別的作品都更精致。這裡有當今正在覺醒的世界的畫像，它葆其能量、力量和色彩。

——法國《羅蘭共和報》，1970年5月17日

卡達萊的作品，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受歡迎的盛況是空前的。

迄今為止，他的作品已用30餘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了600餘次。

對於我國讀者來說，卡達萊及其作品也並不陌生。1964年，我們的老前輩、著名外國文學翻譯家戈寶權主編的阿爾巴尼亞當代詩集《山鷹之歌》中，就選了他的《祖國》《共產主義》兩首短詩。1967年秋天，卡達萊隨萊索爾·培多率領的阿爾巴尼亞作家代表團訪華，寫下了對中國人民充滿友好情誼的詩篇《天安門之歌》，由筆者譯出後發表在當年10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1992年，應作家出版社特別約稿，筆者翻譯、出版了卡達萊第一部，也是迄今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亡軍的將領》。與此同時，應中央電視臺和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館之約，筆者還翻譯了根據這部小說改編攝制的故事影片《亡軍還鄉》（上、下集）。影片在央視播出後，社會反響強烈，得到了觀眾和專家的好評。

1994年，由飛白先生主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詩庫》中，選取了由筆者翻譯的卡達萊的長詩《山鷹在高高飛翔》（節選）。在2005年第6期的大型文學月刊《飛天》上，發表了由筆者翻譯的“阿爾巴尼亞當代詩人五大家”一組詩歌，選登了卡達萊的《斯坎德培的肖像》《老戰士之歌》《母親》（頌詩）3首詩。繼重慶出版社於2007年、2008年接連出版卡達萊的代表作《破碎的四月》《亡軍的將領》之後，近幾年花城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等又陸續出版了《石頭城紀事》等多部卡達萊作品。筆者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卡達萊作品在我國得到翻譯、出版。

鄭恩波

2015年9月修訂

將軍傾耳靜聽大廳裡那架個頭不小的收音機在廣播些什麼。他覺得阿爾巴尼亞語語調沉重，太難聽了。當阿爾巴尼亞農民為了幫他們的忙而聚集到一起的時候，他在墳墓旁聽他們講話的次數太多了。所有那些陣亡的人，活著的時候，肯定都聽過這種要命的語言。他在思索著。這會兒聽起來是在廣播新聞，因為廣播員總是不斷地重復熟悉的詞兒：特拉維夫、波恩、老撾。

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城市。將軍在思考，又去回憶不同國家和民族的軍人，他們曾經到過阿爾巴尼亞。他還回想起各種生了銹的鐵牌子、十字架、標記、寫得歪歪扭扭的名字。大多數人有墳墓，但什麼牌子也沒有，甚至多數人根本就沒有墳墓。他們被直接扔進泥巴中，埋進共享的土坑裡。他們當中有的人甚至連爛泥巴的邊也沒沾，只在名單上有個名字。

一個軍人的遺骨是在南方一個很小很小的城市裡的博物館裡找到的。博物館是幾個熱情很高的市民建的。在小城的古城堡中，在一個很深的小屋子裡，人們在另外一些東西當中找到了一個人的遺骨。一連好幾個禮拜，業餘考古工作者每天都待在城市咖啡館裡，對這些遺骨作各種各樣的判斷。甚至當軍人遺骨搜尋小組到達小城的時候，業餘考古工作者中有兩個人正在寫一篇既大膽又混亂的文章，想在某一刊物上發表。一個偶然的機會，專家從博物館那兒經過，根據掛在脖頸上的身份牌，立刻認出了骨架（在業餘考古工作者的文章中，對這一身份牌有兩種判斷：可能是裝飾品，要不就是羅馬時代的錢幣）。可是，專家從博物館這麼一過，卻給大家作了最後的結論。此事非常奇怪：軍人怎麼可能進入城堡中無人出入的地下迷宮裡呢？而且為什麼要進去？

“那個軍人會是誰呢？”將軍問道。

“哪個軍人？”

“城堡裡那一個。”

“噢，對了，我們找到了他的名字。”神父說。

“是找到了他的名字。”將軍說，“不過我想知道，他會不會是那些個別向我們提出請求的人家的什麼成員。”

“個別向我們提出請求的軍人多著呢。”神父說，“怎麼可能把所有軍人的名字都記住呢？”

“這倒是真的。再說他們當中還有很多相同的名字。名單上的名字相當多，我什麼也記不住。”

“這個軍人曾經像所有戰士一樣。”神父說。

“要這些人的詳細名字和官銜還有什麼必要？”將軍說，“說到底，在一堆骨頭裡能有什麼名字呢？”

神父點點頭，好像是要說：“那您有什麼辦法？就是這樣。”

“他們的名字應該都是相同的，就像他們脖頸上掛的身份牌那樣。”將軍繼續說。

神父未作回答。從飲酒間裡傳出音樂聲，將軍不停地吐著煙圈。

“他們把我們的人打死得太多、太嚇人了。”將軍仿佛在說夢話。

“這是真的。”

“我們也殺了人。”

神父沉默不語。

“我們也殺了人。”將軍重復說道，“他們的墳墓遍地都是。假如我們軍人的墳一個個孤零零的話，那將是非常可恥、非常悲哀的。”

神父不置可否地搖了搖頭，讓人弄不明白，他是“同意”還是“反對”將軍的話。

“小小的安慰。”將軍說。

神父又搖了搖頭，好像是說：真是沒法子呀。

“您叫我不明白。”將軍說，“這事對我們來說，是否是一種安慰呢？”

神父張開雙手，說道：“我是個信教的人，我是不贊成殺人流血的。”

“噢——”將軍說。

那對訂了婚的戀人站起來，走出大廳。

“我們曾經互相殘忍地殺戮過。”將軍接著說，“這些家伙打起仗來可厲害著呢。”

“這解釋為——”神父繼續說，“這不是有覺悟的勇敢問題。這是他們的心理問題。”

“我不明白——”將軍說。

“這很簡單嘛。”神父接著說，“在戰爭中，有些人的行動是受理念支配的，不管這種理念是強還是弱。而另外有些人則是出自本能。”

“是的。”

“阿爾巴尼亞人民是一種粗野而落後的人民。當他們還是嬰兒時，槍就被擱在了他們的搖籃裡。就這樣，槍成了他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看得出來。”將軍說，“就連拿在手裡的傘，也好像槍似的。”

“還在很小的時候，槍就成了他們生命的一部分。”神父接著說下去，“作為他們生活的一個基本因素，槍直接影響到阿爾巴尼亞人心理的形成。”

“真有意思。”

“一種東西，只要人全心全意地愛上它，崇尚它，當然是令人感興趣的東西，那他也就會使用它。那麼，人為什麼把槍用得比任何東西都好呢？”

“因為要殺人。”將軍說道。

“是這樣。阿爾巴尼亞人總是喜歡殺人或自相殘殺。當沒有什麼人可以交戰的時候，他們便自己人殺自己人。您聽過他們流血報仇的習俗嗎？”

“聽過。”

“陳舊古老的本能唆使他們去作戰。這是由他們的天性決定的，他們需要明目張膽地殺人。在和平的日子裡，他們像冬天裡的蛇那樣麻木、貪睡，似醒非醒。只有在戰爭中才完全顯示出他們的生命力。”

將軍點點頭。

“戰爭是這個國家正常的事情。因此他們打起仗來很兇，很令人害怕，造成不應有的破壞。”

“那就是說，這一人民有著消滅別人和自我毀滅的嗜好，它是注定要消亡的。”將軍說。

“當然是這樣了。”

將軍喝完了酒。這會兒他說話咬文嚼字、慢騰騰的。

“您恨阿爾巴尼亞人嗎？”他突然這樣發問道。

神父苦澀地微微一笑：“不恨。為什麼？”

將軍把臉貼到他的耳邊。神父聞到烈酒的味道，輕輕地作了一個很不耐煩的手勢。

“還問為什麼？”將軍小聲說，“我們倆都仇恨他們，不過眼下我們不能說，因為任務就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