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聖域

自序

上世紀著名的神學和宗教史家伊里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於探討「宗教」的本質，曾特別關注神聖的空間、時間、神話等構成因素，而受到學界的注目。顯然，孔廟便是儒教的聖域，但我研究孔廟純出偶然，與伊里亞德的學說並無關聯。

初始，與友人懵懵懂懂參訪臺北孔廟，無意間卻打開了聖殿之旅。好奇心的驅使，讓我的孔廟探索，變成心靈的朝拜之旅（pilgrimage）。孔廟在歷史上曾遍佈東亞世界，中國之外，尚包括朝鮮、日本、琉球與臺灣，甚至南抵越南為止。雖說各地的孔廟另有它獨特的性格，但此一跨域的共通文化現象的確值得注意；它不僅是一個耀眼的宗教聖域，還具有濃厚的政治與文化意涵。

孔廟作為儒教的聖域，乃無庸置疑；只要略加一窺史料的記載，便了然於心。試舉一例，以概其餘：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所撰的〈重建清真寺記〉即明確地傳達了此一訊息。它言道：

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則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釋則有「聖容殿」，尊崇尼牟（照原碑）。在道則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則有「一賜樂業殿」，尊崇皇天。

「大成殿」位居孔廟的主殿，其得與釋、道、猶太教諸殿宇相提並論，可見作為儒教的聖域，孔廟的宗教象徵樣樣俱全，毫不遜色。是故，聚焦孔廟以彰顯儒教的宗教性格，便成為我的研究重點。

拙作首選的論文，係新近刊行的〈象徵的擴張──孔廟祀典與帝國禮制〉。該文從宏觀的角度，比較完整地勾勒出孔廟祀典與帝國禮制的整合過程，盼能涵蓋較豐富的文化面相。之前，個人對孔廟的研究著重其緣起，尤其是儒生和人君的互動。本文則將焦點放在制度層面，特別聚焦孔廟制度在歷史上變易的動態過程。誠然，孔廟祭典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各有出入，但整體而言，則與帝國禮制的運作趨於一致。若說孔廟祭典是項「象徵」，那必然相當於英文語詞裏大寫的「Symbol」或複數的「symbols」，其緣由則是孔廟祭祀在中國綿延長達兩千多年，不止堆積並且衍生了許多附加的意義和功能。尤其在帝國中晚期，上至朝廷、下迄地方行政的運作，皆可見證孔廟祭典的擴張與提升。作為國家宗教的聖域，孔廟亦充分地顯現出官方壟斷與排他的特性。

次之，〈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一文，則是由孔廟「從祀制」的運作來偵測儒家「道統意識」的具形化。牽涉其中的，當然是儒家主流思潮的呈現，但政治、社會力量的介入，亦不可忽視。

第三篇〈《野叟曝言》與孔廟文化〉，則是剖析儒家道統思想如何影響了該書作者的學術觀點及創作的取捨。換言之，孔廟的知識可以充作文學創作的資源。

第四篇〈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旨在闡述儒教原是中華帝國時期的國家宗教，然而在清末民初卻一步步崩解為「非宗教」的過程。此一歷程適可佐證儒家或儒教是否為宗教，基本上乃是歷史的問題，而非哲學的析論。

末篇〈研究儒教的反思〉，則是檢討個人近年來研究孔廟文化的基本觀點和進路，可與第四篇合觀並讀。

總之，近年來孔廟研究的熱度，不敢說「蔚為風潮」，但絕對稱得上是「方興未艾」。國際上已刊行的論文與專著，不在少數。雖然個人研究孔廟起步稍早，但今日無論在深度與廣度都已見到他人清新可喜的成果，不由得萌生「道不孤，必有鄰」的喜悅。簡言之，過去二十年，個人僅專注於中國境內整體孔廟的探討，而對各地孔廟細緻的認識顯然有所不足，尤其不曾著墨跨地域、跨文化的比較研究，這些都尚待他人繼續努力，以增添一份對傳統文化「同情的瞭解」。

最後，我想以這本選集紀念甫辭世的芝加哥大學余國藩教授（Anthony C. Yu, 1938-2015），藉以表達我對他的懷念，並感謝他對我研究孔廟一路走來的鼓勵和支持。我與余教授在臺北雖然只有一面之緣，但相談甚歡，日後竟成忘年之交，常透過電郵筆談。近年，他尤其不厭其煩、再三催促我動手撰寫一本英文專著，綜合之前探討孔廟的心得，俾與西方宗教史家直接對話。余教授認為我聚焦宗教「神聖空間」的手法別有特色，容與西方比較宗教學界互相參照。但個人因另有其他研究課題刻在進行，分身乏術，一時只有辜負他的好意。唯一稍可補償的是，個人攸關孔廟的研究不久將有兩大冊日譯本刊行，聊可回報他的厚望。至於撰述英文專著一事，則猶待來日的努力了，盼時時以此鞭策自己。是為序。

二〇一五年十月

於臺北南港

自序

象徵的擴張──孔廟祀典與帝國禮制

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

《野叟曝言》與孔廟文化

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

研究儒教的反思

作者簡介

著述年表

象徵的擴張——孔廟祀典與帝國禮制

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元成宗

孔子之道，垂範古今。朕願學之志，時切於懷。——清聖祖

上述兩段引言，特意取自異族之君；無論係個人的傾慕之辭，或著眼治理的方便，均可彰顯孔子之教與治國密不可分。職是，亙古以來，孔廟祭典即鑲嵌在中華帝國的禮制之中，並且變成帝國運作的要件，自可理解。拙文則旨在探討孔廟祭典如何變成帝國禮制的元素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孔子廟，簡稱孔廟，顧名思義，為祭祀儒學宗師孔子所設。原先只是家廟或祠堂的性質，但在後世則蛻化成官廟而具有強烈的公共性格。惟有在後一階段，孔廟祭典方與帝國禮制產生關聯。

一、從家廟到官廟

為了方便與後世官廟化的孔廟比對，讓我們先行簡略考察孔廟原初家廟的狀況。根據《左傳》所述，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四七九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哀公為之誄，以「尼父」稱之，卻遭到子貢「生不能用，死又誄之」的「非禮」之議。至於孔子立廟，《左傳》記述簡要，對孔子身後並無著墨。但千載之後，孔家後裔在南宋所編的《東家雜記》， 或於金代所撰的《孔氏祖庭廣記》卻逕言「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守陵廟百戶」，衡諸史實，該說頗值存疑。孔子殁世為弟子所葬，蓋孔子生鯉（伯魚），年五十（哀公十二年），先孔子而逝，其孫孔伋（子思）尚屬年幼。 職是之故，清初孔繼汾（一七二一—一七八六年）雖為孔子六十九代孫，遠較晚出，卻能獨排眾議，其記述反為信實。他說：

先聖之沒也，弟子葬於魯城北泗上。既葬，後世子孫即所居之堂為廟，世世祀之。然塋不過百畝，封不過三版，祠宇不過三間。

因此孔子為弟子所葬，而廟堂則為後世子孫所立，以祭祀孔子，不無道理。距離孔子逝世三百餘年的司馬遷（公元前一四五—公元前八九年？）曾經歷魯，親眼目睹仲尼廟堂車服禮器，他對孔子身後事有番記載。他寫道：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

據此，可以獲悉瞻仰孔子之處有二：一為「孔子冢」，一為「孔子故宅」；但「冢」不可複製移植，真正影響後世乃是立於孔子故宅的「廟」。值得注意的是，該時所謂的「廟」應是「家廟」，或後世所稱「祠堂」之屬，與今之「孔廟」性質迥異。

司馬遷另有番陳述，涉及孔子祭禮，必得一提。他記述道：「（漢）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析言之，迄秦漢之際，孔門聲勢定然不容忽視，否則素以賤儒見稱的高祖，必不致於過魯，以「太牢」重祀孔子。於此之前， 生當戰國末季的韓非就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呂氏春秋》亦記載到：「（孔、墨）皆死久矣。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又云：「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毋怪秦始皇阬殺諸生時，長子扶蘇以「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諫之。 可見孔子後學不可勝數，高祖初定天下，必不致看輕此股力量。至於他過魯之後，「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則只能說是上行下效之情，毋足為奇。但之後卻形成施政之初，地方祭孔的先行慣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