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塵封的過往

塵封已久的往事，敘說著時代動人的故事。
夏志清、沈從文、端木蕻良、吳祖光……，前輩大師的身影軼事，
依然搖曳著時代明亮的星光。

在傳統的文人日漸凋零，紙本的書信往來也幾乎被及時的網路通訊全面取代之際，昔日文人那種藉由尺牘言志傳情的筆墨交流，以及在魚雁往返的等待中，隨著時間發酵而益顯其可貴的溫厚人情，早已湮沒在速食化的洪流中不復追尋，而隱藏在書信背後的諸多文林往事，也隨著物換星移而鮮為人知了。有感於此，作者緣於親身的經歷，從自己的記憶出發，在數十年來累積的大批書籍、剪報、信夾、日記和筆記等資料中奮力跋涉，為讀者解開層層密碼，重現幾位文壇耆宿的風範，以及他們晚年的生活點滴。

本書從上個世紀八○年代作者初識夏志清先生開始敘述，透過一封封書信一路鋪陳她親炙夏公的獨特機遇，以及當年的時空背景與文壇動態，時間橫跨三十年。書中雖以夏公作為敘述的主軸，呈現夏公學問之深厚與治學之嚴謹，並透過日常的對話與互動過程中，捕捉其言談間自然流露的幽默機敏之神韻。此外，也兼及作者與沈從文、端木蕻良、吳祖光等諸位大師及其家人間的互動情誼，還有其與包括海外華人世界的許多中文作家的書信交流，為即將消逝的手寫書信時代，留下一段美麗的見證。

韓秀，一個四海為家的紐約人，在臺海兩岸度過漫長歲月。曾任教於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與約翰霍普金斯國際關係研究所。

近三十餘年來以華文文學書寫為志業，出版長篇小說《多餘的人》、《亞果號的返航》、《團扇》；短篇小說集《長日將盡—我的北京故事》、《親戚》、《一個半小時》；散文集《雪落哈德遜河》、《文學的滋味》、《尋回失落的美感》、《風景》；書話《永遠的情人—46篇藏書札記》、《與書同在》；傳記《林布蘭特》等四十種。

在臺灣與美國的報刊雜誌上撰寫近三十個專欄的過程，正是一個大量閱讀、擁抱人群、探索時代脈動、回顧人類文明殘片以及前瞻人類命運走向的過程。

艱難的跋涉 ⊙韓秀
從未有過這樣的經驗，在一本書的一稿與二稿之間，竟然加進了一本不同領域的新書撰寫工程。

事情的緣起是二○一三年，為短篇小說集《長日將盡―我的北京故事》寫一篇序文。沒有想到，從堆積如山的資料當中，精簡又精簡得到的這篇序文有三萬多字。能不能再簡短些，卻是辦不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些人那些事正是這一組短篇小說的背景音樂，半點騰挪不動。編者會覺得太長啊，我自己試圖說服自己。另外一個聲音卻在提醒我，還沒有問過，怎麼知道編者不喜歡？於是請教允晨出版社發行人廖志峰先生。他根本不嫌長，而且好像還有些意猶未盡，竟然跟我說，文林往事自然是越詳盡越好啊，知情人不寫，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是就只有塵封一途了嗎？聽他這樣說，我倒是鼓起了勇氣，就來寫寫這不甘被塵封的往事好了。

二○一四年二月，《長日將盡》順利出版。自台北國際書展返回美國，回到自己的書房，就準備搬出資料來細作研究，準備開工了。忽然之間，明白事情比我估計得複雜得多。上面說到的三萬多字的序文，將時間鎖定在八十年代，現在要寫的文林往事卻不只是八十年代，它們將一直鋪展到當下，跨越的時間足有三十年。

好在，我從來不隨便地丟棄有價值的資料，無論是書籍、剪報、信夾、日記本、筆記本都保存著。在我們全家從一個國家搬到另外一個國家的十七次大搬家的過程中，我的丈夫Jeff和我們的兒子Andrew面對著家庭裡這一份最為沉重而且越來越沉重的資產，從來沒有半句怨言。他們知道，這一切是我置放心神最重要的所在，雖然也是他們兩人永遠無法真正了解的區域，必須或空運或登船，安全地送往下一站。我永遠記得，七歲的Andrew用他的小手把筆記本按大小排列，把信夾裡滑出來的紙張重新擺放整齊的時候，我有點不忍心，這些用手寫的文字他連一個字也不認識。他卻很開心地跟我說，「很好看的字，好像神秘的符號，它們把你帶到另外一個世界。」

這話確實是對的，在十個月的時間裡，並不需要翻箱倒櫃，一些文章、一些書籍、一些信件已經幫助我順利地開啟記憶、核實記憶、還原當時當地的情境。因此，尚稱順利，一稿在二○一四年年底完成。稿子寫完了，我卻沒有鬆一口氣的感覺，可以這麼說，自己有著些許的悵然若失，覺得，翻查資料的工程不夠徹底。

靜夜裡，我稍稍開啟幾個長時間未曾碰觸的資料袋，裡面的內容撲面而來，帶來震動、帶來傷痛、帶來憤怒；帶來不願、不敢、不能碰觸的部份記憶。

我多麼期待，這份文稿能夠更簡潔、更清爽，但又更豐滿、更扎實。心裡掙扎不已，很不平靜。

廖志峰先生在這個時候，用一句話讓我穩住了恍惚的心神，他說，他可以等。為了一本值得等的書，他可以等。

我卻需要時間聚集勇氣和力量。在二○一五年，我把中文資料放回一個又一個紙箱，堆放在書房一角，搬出了幾十本有關荷蘭大畫家林布蘭特的專書，開始了另外一個早已應允的工程。寫一本書，關於林布蘭特的生平與創作，關於十七世紀的荷蘭以及荷蘭畫派。三百多年來，無數藝術史家已經寫了許多。但是，當我遊走在畫廊裡，面對林布蘭特作品的時候，當我打開這些英文、荷蘭文、中文的專書，走在林布蘭特的人生旅途上的時候，卻發現了無數的謬誤。或是因為當年第一手資料的匱乏、或是因為故意的掩蓋、或是因為書寫者個人的想像與杜撰、或是只是因為沒有做足夠的橫向比對、或是只是簡單的疏忽；幾十本專書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都有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林布蘭特的人生境遇並未有準確而詳實的說明，其作品的完成年代、蹤跡、下落也都有不準確的地方，值得認真探究。

探究的過程充滿驚奇與驚喜。我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做功課的時候，眼睛的餘光會落在那些堆放在書房角落的紙箱上面，裡面是三十多年來積攢的華文文林往事的影子。在一個雨夜，在有關林布蘭特的書快要收尾的時候，我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三百年以後，人們如何尋找這許多人的生命軌跡，我能不能為他們提供一個小小的參照物，一個真實的、比較可靠的參照物？

新書繳往台北的編輯部。我一面把有關林布蘭特的書籍裝進一個大箱子，一面絮絮叨叨向大師道歉，我得挪動地方，將資料鋪開，來完成另外一本書了……。

Jeff適時出現，他跟我說，林布蘭特是我們全家人的朋友，他的畫冊之類都應當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我望著書房裡鋪天蓋地的書籍、紙張，滿心絕望，這七百多平方英尺的空間已經被我利用到這般地步，我能怎麼辦呢？Jeff胸有成竹，「你需要一點技術支援，比方說，在書房裡再建一面書牆。將小儲物間裡塞滿頂天立地的書架，將一些參考書分門別類置放其中，減輕書房的壓力。把紙箱丟掉，換成透明的塑膠箱子，讓裡面的內容一目了然……」。

設計師善解人意，施工的師傅準確無誤地將這技術支援完成得盡善盡美。

終於，書房的地面被清理出來了，放置了一張巨大的方桌，資料被平放在桌上。我們丟掉了最後一隻搬家公司使用的紙箱，這些紙箱在我們家裡已經停留了十六年的時光。

三十一年以前發生過的一件事情，在二十七年以前曾經起到關鍵的作用，但是整個過程卻消失在我的一個資料袋裡，發黃的厚紙片被拿到放大鏡下面，我似乎聽到了紙張發出的嘆息……。某一位師長的一封特別的函件不在他個人的信夾內，反而保存在一件他曾經關注過的事件的專屬資料袋裡……。這是可能的嗎？我竟然是那個在其間提出建言的人嗎？我自己的筆跡，白紙黑字，不容置疑……。Jeff，這份文本是英文的，上面有修改的痕跡，是你的字，對吧？Jeff睜大眼睛，是我的筆跡，沒有錯，一九八四年，我的天，這件事真的是我做的……。一件很好的事，我拍拍他的手背。

眼淚與歡笑、激辯與沉思、希望與絕望、困惑與無奈交織在無盡的關切與緬懷中。我奮力跋涉，一步步走回事件的出發點，一層層，揭開許多人物投射下來的影
子， 力圖重現一段不忍讓其塵封的時光。

一九八七年

初次捧讀《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書中的內容，曾經與沈從文伯伯、兆和姨，以及祖光先生等等許多的長輩與朋友充分地討論過。當然，關於正文內容以及兩篇極有份量的附錄〈一九五八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學〉、〈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大家自然是深深感覺到夏志清先生的敏銳與獨特的。但是，我感覺書中這篇〈自序〉最是觸動大陸作家的內心。夏先生細說從頭，講到五十年代初韓戰期間曾經為美國軍人編寫《中國手冊》，他寫了〈文學〉、〈思想〉、〈中共大眾傳播〉三大章，〈禮節〉、〈幽默〉二小章，也參與了一些其他篇章的寫作，其中包括人文地理的部份。自序中有這樣的一段話，「五十年代後期《時代》週刊刊印了一個中國特輯（該期人物封面是毛澤東），居然也報導中國各地區的風俗人情。那晚我翻閱這個特輯，看到上海人如何如何，北平人、山東人、湖南人又如何如何，都根據我撰寫的材料，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看得我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時代》週刊，從來沒有這樣得意過。」夏先生笑聲琅琅，有著豐富的內涵，其中之一自然是因為當初這個部份沒有什麼參考資料，「只好憑我的常識和偏見去瞎寫」。大陸作家們看到這裡也大笑，笑到眼淚都流了出來，原因卻是不同的。他們看到了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的夏先生，一位遠在大洋彼岸的學者，對大陸文化人的處境知之甚詳，同情有加，英文棒到《時代》週刊一字不動地轉載，而且，他可以那樣的得意。「得意」這個詞，大陸作家們是絕對不會用在自己身上的。他們的笑裡飽含了羨慕，羨慕著夏先生有向學的自由、思考與寫作的自由，也有出版的自由。因之，大陸作家們的歡笑終至化為淚水。他們珍惜夏先生的鴻文巨製，他們更珍惜夏先生有條件保持一位獨立文化人的真性情。那是他們夢寐以求卻至今也辦不到的。

真的面對面認識夏公這位傳奇人物，卻是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的事情。那一天，台北《聯合報副刊》的小說家蘇偉貞與她的先生張德模來到紐約，約了我到皇后區法拉盛去。那時候，我剛剛從康州返回曼哈頓，身心俱疲，一臉憔悴。但是，那一天的約會卻是非常的要緊，與來自台灣的偉貞夫婦是頭一次見面，與同住紐約的夏公、鼎公也是頭一次見面。法拉盛的中餐館裡，一桌五個人，談得很開心。那一天，我帶了一瓶香水送偉貞。偉貞的表情好像充滿好奇心的小女孩，馬上旋開瓶蓋，在耳朵後面輕輕點了兩點，席上飄起輕柔的香氛。鼎公與德模面帶微笑正襟危坐，夏先生卻看得很專注，很有趣。那時候，我就覺得，鼎公與德模是屬於東方的，夏公卻是屬於西方的。他的專注裡有著許多的內容，我馬上想到他的小說史，想到他對女性作家深切的同情與理解。回程中，與夏公同時搭乘地鐵。他比我年長二十五歲，卻非常地紳士，一直在幫我找位子。當時我就想，自己想必是一臉的病容，害得夏公操心。同車的還有偉貞夫婦，所以一路上他都在講中文，親切地噓寒問暖。臨別，夏公用便條紙寫下他在曼哈頓西區一百一十五街的住家地址、電話，以及在哥倫比亞大學 Kent Hall 的辦公室地址。很客氣地表示，「保持聯絡」。這位大學問家真是一位謙謙君子。我心裡這樣想，一邊也遞給他我們在曼哈頓上東城七十二街的地址、電話。夏公看看地址，微笑點頭，「好地方」。

那一段時期，我們極為忙碌，我忙中偷閒寫《折射》，甚至擠出時間完成了短篇小說〈骨灰〉。心情可以用「肝腸寸斷」來形容。除了聯合國以及美國使團的大量活動之外，大陸作家張承志來訪，與台北文壇的瘂弦先生、偉貞、李牧先生、魏子雲先生通信極勤。與大陸的吳祖光先生、鄭萬隆、朱曉平、張笑天、張守仁、楊良志、焦世宏（焦菊隱先生的女公子）諸君也通信不止。其間，甚至寫了一些關於大陸新銳小說作者莫言的讀後感給鼎公，也寄了幾本大陸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給鼎公。一直到了十月八日，才寫信問候並寄了剛剛寫完的小說〈電話〉給夏公，因為七月那次見面，我知道夏公與祖光先生是舊識，而〈電話〉裡面的一個重要角色正是祖光先生。同時寄上的還有短篇小說〈下班之後〉（這篇文字在幾經修改後收入允晨版《長日將盡》時，改名為〈下班以後〉）。

想不到的，十月三十日卻收到了夏公給我的第一封信。信紙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米色書信用紙，格式自然應當是橫寫，夏公的信卻是將信紙「放倒」直寫，字字分明。抬頭很正式：韓秀女士。

關於我們的初次見面，夏先生談到他的觀感。他同許多頭一次和我見面聊天的華人一樣認為，「您是美國人，可是國語講得這樣好。今晚把你寄我的大作〈下班之後〉也拜讀了，對你北京味道很重的白話，也感到很驚奇。文字實在流暢，而且有味道，『洋人』能寫這樣好的中文，實在太不容易了。」

對於小說中的人物，例如李玉靜十幾、二十多年的人生經歷，「雖然主要憑她的回憶，讀來也很動人」。甚至對於這位苦命的女子為兩次婚姻而受苦，最後決定出走，不回婆家。也認為是「很好的決定」。甚至「秦芳和李師傅的強烈對比，也很有意思，你對北京縫衣廠的情形很熟悉，也很不容易」。更讓我感動的是，夏先生對我這個新手真是鼓勵有加，「最近聯副刊了你的新作〈不惑之年〉，我已把三份報保留起來，日內即要拜讀。您寫小說專寫大陸，而你自己時間在北京又不太長，可你真花工夫，在關心，在研究大陸人的生活。蘇偉貞愛刊登你的小說，我想聯副的讀者群也都愛讀你的小說的。望你繼續努力，多寫！」在最後，夏先生提到星期天晚上，在一個 Cocktail Party 上又同吳祖光見面了。而且告訴我，他們兩人這已經是第三次見面了，第一次在巴黎，第二次是兩、三年前在紐約。關於這次重逢，夏先生這樣說，「這次他重來，因為『退黨』，更受歡迎了。他講了一段退黨的經過，很有趣。」夏先生還告訴我，祖光先生還會再來，如果我願意同祖光先生聚一聚的話，他很願意「作陪」。而且告訴我他的電話是 7496853，「有事可打電話連絡」。夏先生來信所署的日期是「一九八七，十月21日」。這樣中文與阿拉伯數字相連的寫法專屬夏公，在有信件來往的朋友中是獨一無二的。

捧讀這封充滿關懷的來信，真正是汗如雨下。我就在想，偉貞說話做事都謹慎，夏公打聽韓秀何許人的時候，偉貞恐怕祇說了聯副小說作者這一小段，背景方面，恐怕也只是提及駐節美國駐聯合國使團以及稍早駐節北京美國大使館這兩段，所以，夏公會說我在北京的時間「又不太長」，於是驚奇於我這個「洋人」的中文「這樣好」、「實在流暢」。以為是我「關心」與「研究」的結果。夏公是極敏銳、極聰慧的長者。我自然應該實話實說，我這個「洋人」在兩歲的年紀便去到中國，並且再無洋人的呵護，直接地浸泡到中國人的汪洋大海之中。除了江南的兩年之外，北京的十四年、山西的三年、新疆的九年、重返北京的將近兩年，如此這般，近三十年的時光，不但中國話講得好是應當的，中文寫得流暢也是應當的。在那三十年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是怎樣與許多的中國老百姓同呼吸共命運的，在我十月八日的信裡完全沒有提，在後來給夏公的信裡也都沒有提。我在想，遲遲早早，謎底總是會揭曉的。

至於〈下班之後〉，這篇不算太尖銳的小說，夏公卻看得十分仔細。關於「縫衣廠」，我的「熟悉」是再自然也沒有的事情。我在三十歲的年紀進入這家工廠，在一年多的日子裡，李玉靜、秦芳、李師傅，這些人物就和我整天地面對著面，我知道她們的喜怒哀樂，我了解她們的困頓與掙扎。誠實書寫並非難事，但是，也並不需要跟夏公說太多，老人家絕對不需要聽這麼多苦澀的故事。

當年夏公看到的只是這些小說的雛形。是一腔熱血的產物。到了新世紀，這些文字才得以細細推敲，重新擺放，找到更好的表現方式。然而，到了這個時候，夏公的健康情形已不復當年，我絕對沒有任何理由請他看書信以外的任何文字。然則，在我修訂這些小說的時候，卻常常想著夏公對於華文小說的期許，以此要求著自己。這是後話。

關於祖光先生「退黨」一事，我心中有數，關於短篇小說〈電話〉，我也知道祖光伯伯的觀感。因為就在這一年的六月底我已經收到了祖光伯伯和鳳霞姨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四日的來信。這封信用藍墨水寫在普通的信紙上。整封信的口氣完全是這兩位長輩一向的直率、坦誠、熱情、一針見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