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三冊套書不分售）

一九八七年解嚴後，臺灣第一份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米蘭．昆德拉：「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每一個社會終須總結過去的經驗和創傷，將歷史翻至新的一頁。
面對官方的付諸闕如，這是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試圖提出的反省報告。

卷一　清理威權遺緒

假設我是太陽
我要將光明的線條製做萬束
神聖的金箭
送給在黑暗中
掙扎前進的民主鬥士
〈假設的數學涵意〉曹開

一九四七年，臺灣在二戰結束、政權轉換之際，發生了二二八事件。隨後超過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臺灣處在至今能仍難得知具體受難人數的白色恐怖時期。當代的我們，正如同八○年代後，全世界近百個從威權獨裁轉型為民主政體的國家一樣，共同面對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必須接續的「正義」工程。
新生的民主社會如何面對仍然鮮活的威權遺產？這是全球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陷入的轉型正義情境糾葛。這個階段的轉型正義已不同於二戰後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以法治與普世價值審判加害者。大多數新民主國家的轉型正義工作，因國內的政治情勢，不得不為了和平、民主鞏固與社會和解，而和正義原則妥協。這個階段的轉型正義追求的比較不是「正義」，而是「真相」。
卷一正是從以上的脈絡，探討轉型正義為何是世界性的現象，以及各國轉型正義的比較，同時也初步檢視，臺灣面臨戰後的兩大國家暴力事件，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要如何進入當代轉型正義的三個挑戰：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以及歷史記憶的保存。

卷二　記憶歷史傷痕

安息在故鄉山河的懷裡
我們將從此不再分離 永遠活在同胞們心中
我們將從此不再孤獨
〈母親的悲願〉柯旗化

臺灣的轉型正義呼聲是從民間開始的。從一九八七年臺灣民間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開始，各地關懷二二八的組織相繼成立。一九九二年政府提出了第一份《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隨著九○年代《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的通過，政府開始著手於受害者賠償與名譽回復的工作。
這一波的平反浪潮也促成民間、學界與官方進行史料蒐集與口述史的工作，一九九九年終於通過《檔案法》，政府成立專職的檔案管理局。九○年代因此是一個大量出現公共紀錄與公共紀念的時代，一九九三年六張犁受難者亂葬崗被發現，一九九七年首座二二八紀念館在臺北市成立，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紀念遺址與紀念碑逐步在臺灣各地出現，進入公共記憶的討論。
而隨著《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刑法》一百條、《檢肅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的陸續廢止，臺灣在二十一世紀也進入討論追訴加害者與釐清國家責任的階段，二○○六年政府公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二○○七年立法院在十多年後將《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的補償二字改為賠償，臺灣的轉型正義工作已有初步進展，但仍有許多未竟之業，比如至今未有白色恐怖的官方報告。

卷三　面對未竟之業

無數的○
不是千瘡萬孔
它們是許多
啟悟的烙印

把無數的○
串製成一隻
奇妙的神笛
將吹奏出
圓舞的交響曲
〈無數的「圓」舞曲〉曹開

二○○八年底，西班牙本土移除最後一座獨裁者佛朗哥銅像，臺灣二○○七年，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將中正紀念堂改名臺灣民主紀念館，拆下牌樓「大中至正」四字成「自由廣場」，引發爭議。在校園與公共場所，蔣介石銅像不是被學生當成搞怪的對象，就是被地方政府主動拆除，社會瀰漫「去蔣」氣氛，但同時亦有人開始肯定獨裁者，在在反映出臺灣轉型正義的現實困境。
不獨對於加害體系的責任追究有許多法律與道德上的難題，對於受難者與家屬，政府如何負起真相的主動調查與責任也遲遲未定，白色恐怖受難者槍決前寫下的遺書，在家屬與民間團體的力爭下，一直到二○一一年才將遺書返還，更具體的官方報告始終付之闕如。而不當沒收的財產，至今仍以無法可循，使家屬必須走上訴訟之路。
使家屬無力的還有臺灣八○年代最重要的兩大政治案件，林宅血案與陳文成命案在多次重啟調查下仍無具體突破，這兩個案件已成檢測臺灣政府追求轉型正義決心的具體實例。
臺灣解嚴至今二十八年，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卻始終沒有成立官方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臺灣轉型正義的工作還有許多未竟之業，還有許多我們該記得卻始終不太清楚的人事物，浮動在歷史的底層，等著被時代捲起。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臺灣民主化至今雖已逾二十年，可是相對其他新興民主國家，臺灣政府與社會對「轉型正義」之處理並不完整。幾乎所有的新民主國家，在民主化之後都由政府成立了類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專責機構，以政府的資源和公權力來處理轉型正義。在這個世界性的文化價值運動潮流中，臺灣是一個例外。
轉型正義包括三個環節：對受害者的賠償、對加害者做法律或道德上的追訴，以及對真相的發掘。臺灣截至目前為止的發展，仍只停留在補償受害者的層次，對加害者和加害體制的反省，還沒有開始；而對真相和歷史的呈現，則進步緩慢。同時更重要的是，追求轉型正義、追求真相的重要目標之一是為了和解，讓舊時代中對立和衝突的雙方，可以團結營造共同的未來。
基於上述理念，我們推動「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民間的資源非常有限，也缺乏執行的公權力。可是在缺乏官方機構處理轉型正義的情境下，我們只有透過民間的力量承擔這項重要的文化價值重建工作。
作者群：黃長玲、吳乃德、葉虹靈、李禎祥、林邑軒、王昭文、林傳凱、曹欽榮、黃丞儀、柯朝欽、沈秀華、謝穎青、陳俊宏。（按章節順序排列）

黃長玲
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

吳乃德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曾任黨外雜誌《新潮流》編輯，美國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社會系訪問副教授，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合聘教授，「臺灣政治學會」創會會長。

葉虹靈
清華大學社會所畢，目前就讀台灣大學社會所博士班。曾任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現任職社會民主黨。

李禎祥
文史工作者，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肄業。曾任職《自由時代週刊》和《黑白新聞週刊》，編撰《人權之路》等書。長期研究戰後臺灣人權和白色恐怖，並在多家媒體發表相關專欄文章。

林邑軒
南投竹山人，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曾經參與一九五〇年白色恐怖的訪問調查。在學術與政治，現實與歷史的夾縫之間穿梭，生活。

王昭文
新使者雜誌執行總編輯。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臺灣史研究者，文字工作者。

林傳凱
臺北人，臺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早年對生態研究有興趣，曾研究過漢人民間信仰、空間與開發史。晚近則撰寫一九四○年代地下組織「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興衰史，預計於二○一六年完稿。

曹欽榮
臺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一九五三年生於基隆和平島，一九七五年成大工管系畢，任職建築業十年。一九八八年開設公司至今。二○一一年北藝大博物館研究所畢。二十多年來參與臺北二二八紀念館規劃設計，綠島人權園區規劃設計。關注轉型正義、博物館與公民社會互動議題。

黃丞儀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
現職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曾獲2010年美國「法律與社會」學會最佳博士論文榮譽奬。研究興趣為比較憲法政治、美國憲法及行政法、民主理論、台灣法律史、法律與社會。曾任台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現為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時事評論散見蘋果日報、獨立評論@天下、新新聞、風傳媒。

柯朝欽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興趣領域為社會學理論、政治哲學、政治社會學。過去參與「臺灣民間真相和解促進會」的政治犯口述歷史採集工作，也是歷任與現任「臺灣民間真相和解促進會」理事與監事。

沈秀華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著有《噶瑪蘭二二八：宜蘭二二八口述歷史》與《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

謝穎青
太穎國際法律事務所現任主持律師。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士。

陳俊宏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學博士，現任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專長領域包括民主理論、人權理論、當代政治哲學。目前研究主題包括，人權的哲學基礎、轉型正義、認識性民主，以及教育中的平等與正義等議題。曾任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

序： 追求真相與和解的可能
黃長玲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

一九九八年一月，號稱民主先生的臺灣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李登輝，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在蔣經國逝世十週年的紀念會上，形容蔣經國是「一位極具優越領導品質的偉大政治家」。 二○○○年五月，剛就任總統的陳水扁，偕同副總統呂秀蓮，一同到中正紀念堂向蔣介石銅像致敬。 二○○二年十二月，已經退出國民黨的李登輝對媒體自稱是「蔣經國學校最好的學生」 ，而且一年半以後，在他的新書《見證臺灣》的發表會上，再度用「蔣經國學校畢業的學生」形容自己。 李登輝不是唯一讚譽蔣經國的民選政治人物，陳水扁也不是唯一向獨裁者致意的民選總統。擔任過蔣經國英文祕書的宋楚瑜與馬英九，前者在李登輝自稱蔣經國學校的學生時，公開批評李並未真正繼承蔣經國路線，後者則年年在蔣經國忌日時到頭寮祭拜。
二○一四年底以無黨籍身分當選臺北市長的柯文哲，在競選過程中公開表示蔣經國晚年功大於過。 直到二○一五年初，李登輝接受香港明報訪問時，仍表示「沒有蔣經國、沒有李登輝，就沒有臺灣的民主」。 同年秋天，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宣佈四度角逐總統大位，表示要像蔣經國一樣深入基層，臺北市長柯文哲以蔣經國的名言對宋致匾祝賀，而國民黨總統侯選人洪秀柱則批評宋楚瑜已背離蔣經國精神。
民主國家中，過去的威權統治者仍然得到某些人民的肯定是常見的現象。墨索里尼在義大利、法朗西斯科．法朗哥（Francisco Franco）在西班牙、奧古斯圖．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在智利、或是朴正熙在南韓，都是如此。然而，民主國家中，很少看到像臺灣這樣，朝野政黨領袖競相以威權統治者的繼承人自居、彼此攻訐對方並非威權統治者真正的繼承人、或是概括性地肯定威權統治者。除此之外，當然也很少見到即使已經民主化近三十年，還有許多機關學校內矗立著獨裁者銅像，更不提政府每年以龐大的經費挹注位居首都中心的獨裁者紀念館，如同依然座落在臺北市中心的中正紀念堂。一個國家究竟要如何一邊打造民主，一邊保存對於獨裁者的正面記憶？
歷史上許多統治者，無論是威權或是民選，都有其複雜面。然而，對於民主國家而言，國家資源的運用方式或是政治領袖的言談作為，都牽動著民主價值的建立與成長。朝野政治人物持續公開肯定威權統治者，或是將威權統治者視為選舉時的重要政治資產，已足以說明在臺灣推動轉型正義的艱難。另一方面，當選之初可能是考量族群和諧而向蔣介石銅像致敬的陳水扁，卻在二○○六年開始推動轉型正義，當時不但朝野之間已因許多問題對抗激烈，第一家庭也開始陷入貪腐傳聞，在既缺乏政治溝通，又無法具備道德高度的情形下推動轉型正義，非但無助於其實踐，也使得許多人認為它只是政治工具，而忽視轉型正義是關乎民主、人權、以及公民的自由與尊嚴的重要議程。
南非在民主化初期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許多人所熟知的轉型正義體制，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後來效法南非的經驗成立類似的委員會，但是這樣的體制在臺灣從未出現。二○○七年底，鑒於民主化以來，政府對轉型正義的種種不作為、消極作為、或胡亂作為，我們成立了「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希望以民間的力量監督政府作為，進行社會倡議，促成臺灣轉型正義的實現。從籌備成立開始，就將出版一部民間版的轉型正義報告書，設定為主要工作目標之一。當時的規劃時程，是希望這本報告書能在三到五年內出版。然而，一連串的其他工作，既延宕了出書的計畫，也給予我們更多的素材與時間思考這本書的樣貌。這些工作包括連續幾年的白色恐怖受難者訪談計畫、要求政府開放政治檔案、倡議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呼籲政府返還受難者遺書等。
二○一一年春天，我們開始具體規劃與討論這本書。初步規劃的方向就是目前這套書三個分冊的主題：介紹轉型正義的概念與國際經驗、說明臺灣在轉型正義上已經完成的工作或是正在進行工作、以及臺灣遲遲未做而有待完成的工作。初步規劃的範圍比目前這套書所呈現的範圍還廣，但是考慮到某些議題已有相當完整的報告，譬如國民黨黨產的處理情形，因此就不再納入。關於歷史記憶的部分，由於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口述歷史發展脈絡與路徑都不相同，也因此分開以不同的篇章處理。由於參與本書撰寫的不只是本會成員，還包括其他學界同仁以及專業工作者，眾人在各自的工作領域中都已經異常忙碌，因此收稿時間以及相關編輯工作也一再延後。在稿件修改與編輯期間，本會所規劃的另一本書《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於今年年初出版。出版之後所得到的肯定與迴響，一方面使我們深受鼓舞，覺得臺灣社會終究是有理解白色恐怖的渴望，另一方面則讓我們更下定決心要盡快將這個報告書出版。
這是一個「階段報告書」，因為轉型正義無論在臺灣或是在國際上，無論在概念或是在實踐上，都還在持續發展中。書名來自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廣泛被引用的名言：「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在威權體制下，權力的濫用何其廣泛，然而我們對於威權統治的記憶，又是何其的空泛。臺灣的民主轉型曾被稱為寧靜革命，雖是成就，也有代價。代價之一就是：在當年朝野雙方都支持補償但迴避歷史的情形下，這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然而，歷史的傷痛終究有它自己的聲音，無論是透過受難者的回憶，或是白色恐怖的相關研究，記憶始終在對抗著遺忘。這些傷痛的聲音，不但劃破了臺灣民主轉型的寧靜，也使得包括政府在內的許多人，開始面對自身在這場鬥爭中該有的角色。
這本書能夠出版，除了要感謝所有的撰稿者外，也要感謝族群和諧公益基金、兩位不願具名的捐款者、本身是受難者的畫家陳武鎮先生、以及衛城出版社的編輯莊瑞林與劉盈君女士。沒有族群和諧公益基金的補助，本會很多工作都無法推動，而沒有那兩位捐款者的慷慨解囊，經費困窘的我們，也無法在出書進度延宕後，還得以延續工作，讓本書能順利進行。在編輯與出版工作的最後階段，封面的設計與選取，一度產生困難，如何既能夠控訴過去的不義，又能夠開啟對話與反省，著實是個挑戰。陳武鎮前輩的畫作，解決了這個難題，他願意提供我們使用的心意，也讓我們銘記在心。瑞琳及盈君對於本書所付出的心血，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尤其是瑞琳，自編輯《無法送達的遺書》以來，就是給予我們最多支持的夥伴。我們的出書工作，沒有她的種種協助，不可能完成。最後，最需要感謝的是過去許多受難前輩、學界先進、以及民間組織的朋友，對於轉型正義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對於我們的許多鼓勵。小說家季季在回憶錄《行走的樹》中，側寫了白色恐怖下謊言侵奪真實、受害者成為加害者的歲月。在那個被扭曲的年代中，真誠正直不再是素樸的為人之道，而是使得家人朋友可能受到傷害的堅持，更不談在這之中所失去的理想與希望。在白色恐怖下，許許多多人所承受的許許多多的傷害，有些可能療癒也有些無從療癒，然而他們都需要被記得，被經驗過以及沒有經驗過的人一同記得。
唯有記得，才可能讓它不再發生。

序：真相與和解的可能
▼卷一 清理威權遺緒
導言
第一章　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
第二章　各國的轉型正義工作
第三章　威權獨裁下的國家暴力
附錄一　二二八事件的人權迫害形式
附錄二　白色恐怖的政治案件總數有多少？
附錄三　國家的敵人與充滿敵人的國家

▼卷二　記憶歷史傷痕
導言
第四章　前「轉型正義」的平反工作
第五章　受難者賠償
第六章 官方史料的公布
第七章 歷史記憶的整理：二二八口述史與轉型正義
第八章　白色恐怖口述史的批判性回顧　
第九章 紀念遺址與轉型正義設施

▼卷三 面對未竟之業
導言
第 十 章 對加害體系的檢討與追訴
第十一章 歷史記憶的糾結
第十二章　對受難者的照顧
第十三章 兩大標竿政治案件：林宅血案與陳文成命案
第十四章　追還財產的超級硬仗
結語：那些我們該記得而不記得的事
附錄一　聯合國處理轉型正義原則
附錄二　臺灣轉型正義大事紀　
感言與感謝

第一章 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轉型正義的使命和難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吳乃德

當你走過中正紀念堂，如果你的先人在蔣介石的統治下，只因為抗議政府官員腐敗或歧視臺灣人就因而喪生，甚至屍骨至今不知所蹤，而你的家庭也因此長達四十年忍受著冤屈和恐懼。如今見證他被視為偉人，供奉在有如帝王宮殿般的龐大建築物中，你心中不可能毫無所感。
或者你的先人曾在蔣介石統治期間，有心或無意地涉及政治活動，或只是表達自己的信念，卻因此失去生命或自由，而你的家庭也同樣長期遭受難言的困厄。甚至，你原本可以不用失去父親或祖父，可是蔣介石卻更改了軍事法庭的判決。當你走過中正紀念堂，看著偉人的宮殿和巨大雕像，你心中也不可能毫無所感。
或者，在二二八事件或接續的白色恐怖中，你的家庭沒有遭遇過這些不幸。可是你認知到蔣介石為無數同胞帶來的痛苦，當你走過中正紀念堂時，你心有所感。這時你就處在「轉型正義情境」。
不論你是上述的哪一種人，你的感想應該會是：「我們這個社會還有正義嗎？」這樣的感受正是推動轉型正義的基本動力。對於過去所發生的不義，我們期待社會加以誠實地面對，面對傷害人民的掌權者、受到傷害的同胞，以及創傷的歷史真相。也就是以正義的理念，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並揭露真相。
追求正義是人類最素樸也最強烈的感情。美國一位非常傑出的哲學家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如真理之於知識。一個理論如果不真，無論它是多麼優美和純淨，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法律和制度如果不符合正義，不論它們多麼有效率、多麼妥切安排，就必須加以改革或廢棄。」或者我們應該說，一個沒有正義的社會，不論多麼繁榮和富裕，仍然是一個不文明的社會。
可是蔣介石身後的宮殿仍然屹立，驕傲地向我們展示他的豐功偉業與他的殘酷。即使不剷除他的宮殿，文明社會對它也會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可是臺灣的民主轉型已經有二十多年，它仍然不動如山，雖然期間有紛擾和爭論，但偉人的雕像仍然林立在學校裡。二○一二年，成功大學謝奇璋教授等人提案，要求校方移除校園中的蔣介石的雕像。 教授們卻在校務會議的討論中說：「要用基督的愛包容銅像」，「二二八有顏色，我們不要談」，「如果蔣介石是你爸爸，你還要拆嗎？」校務會議最終的決議是，組成委員會繼續討論處理方式。然而，據說大學是文明價值的守護者。
這些現象反映轉型正義的難題，臺灣並非例外。轉型正義是一個簡單的理念。民主化之後的社會必須清理威權時期的遺產和遺毒，補償過去受到傷害的同胞，同時也為民主立下文化基礎，以保證醜惡的過去不再發生。這幾乎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理念。可是在實際政治場域，實現這樣的理念卻經常面臨阻力和波折。現實政治讓簡單的理念，成為困難的政治工程。現實政治中的不同背景和不同糾葛，影響一個國家追求轉型正義的方式，也制約其轉型正義的成就。也由於它是一項困難的政治工程，轉型正義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題目，許多傑出的政治學者、歷史學者、法學者和哲學家，都參與了轉型正義的研究或論述。

轉型正義的使命
「轉型正義」指的是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處理「正義」的工程，包括處置加害者的正義、回覆受害者的正義，以及歷史及真相的正義。自一九八○年代開始，全世界大約有八十個國家陸續從威權獨裁轉型為民主政體。人類史上第一次有這麼多國家，在大約相同的時間歷經民主轉型，眾多的國家也同時面臨處置威權遺緒的問題，這使得轉型正義工程成為世界性的現象。不只許多新民主國家紛紛成立類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或「歷史真相委員會」，研究轉型正義的論文和專書至二○一○年為止已超過二千三百篇。
轉型正義工作也受到聯合國的關切。對某些較貧窮落後國家的轉型正義工程，聯合國和歐盟都提供了財力和人力上的協助。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二○○四年「法治與衝突中及衝突後社會的轉型正義」 的報告中，將轉型正義定義為：「轉型正義之理念乃是一個社會處理大規模濫權的遺緒，所進行和建立的所有程序和機制，其目標在確立責任、服膺正義並成就和解。」於二○○一年在紐約成立為全世界轉型正義工作提供支援的「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對轉型正義有更詳細的定義：

轉型正義是對過去的制度性或大規模的人權侵害的回應。它的目的是讓受害者獲得肯認，同時也提升和平、和解與民主的可能性。轉型正義並非特殊形態的正義，而是以歷經普遍性人權侵害的轉型社會為對象的調適性正義。
轉型正義出現於一九八○年代末期、一九九○年代早期。其出現主要是對拉丁美洲和東歐政治變動的回應，試圖在這些社會中成就正義。人權工作者希望能處理前政權的制度性濫權，同時又不危及這些社會的政治轉型過程。因為這些政治轉型通常被稱為「民主轉型」，人們因此也開始將這個涉及多項領域的工作稱為「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工作的三個領域中，以對加害者的處置最為複雜。它不只牽涉法律哲學和倫理難題，也經常受到每一個國家政治現實情境的影響。不同時代及不同國家處理轉型正義的差異，主要也發生在對加害者的不同處置方式。
早在西元前五世紀的雅典，就曾經出現過轉型正義的情境。雅典在「四百人執政團」的獨裁政體崩潰、重返民主之後，立即對前獨裁政權進行追訴的工作。不過，雅典當時所追求的並非「勝利者的正義」，當時的追訴工作是透過正當的法律程序進行。獨裁政權的某些成員雖被起訴，最終卻無罪釋放。而為首的三人雖被定罪，罪名卻是對國家不忠，因為雅典當時並沒有處罰「顛覆民主政體」的法律。當時雅典追求轉型正義的目的，似乎是為了防範未來，而非報復過去。
雅典的例子只是人類史上的單一火花，後來就不曾再出現追求轉型正義的例子。其間雖然有不少革命政權對舊政權的統治者加以處罰，如法國大革命後的政府將國王路易十六和皇后瑪莉．安東尼送上斷頭臺，俄國共產黨將沙皇全家男女老幼全部祕密處決。然而這比較是狂野式的報復，而非制度性對正義的追求。正如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所說的，轉型正義的處理應該顯示：「我們不像他們。」民主社會對加害者的處置，應合乎文明社會的要求；轉型正義應是建立民主文化的一環，而非報復。
人類史上第一個轉型正義時代，是第二次大戰之後的戰犯審判。戰爭期間英國外交部在傳給盟國的備忘錄中，反對在勝利之後以審判方式對待戰犯，因為他們的罪行太過極端，無法用法律來處置；直接將其處死是較為適當的方式。邱吉爾在雅爾達會議中，亦主張直接將戰犯處死。後來在美國的主張下，諸戰勝國以法律審判來處置戰犯。戰後由十一個戰勝國組成的國際法庭在紐倫堡（納粹反猶太法律頒布的都市），審判二十二位納粹戰犯，其中十二位判處絞刑。可是紐倫堡的審判卻只限於納粹，而放過了主動地、積極地協助納粹殘害人類的他國人物，因此也造成了西歐國家歷史記憶的扭曲。
除了紐倫堡審判之外，四個戰勝國也單獨成立法庭審判戰犯。美國的軍事法庭判處四百五十名戰犯死刑；英國的法庭判處二百四十名戰犯死刑；法國法庭則判處一百零四名戰犯死刑。在亞洲地區，東京的「遠東國際法庭」審判二十八位日本政府的高級官員。麥克阿瑟在橫濱成立的美國軍事法庭，則判處一百二十四位戰犯絞刑、六百二十二位戰犯無期徒刑。東京和橫濱的戰犯審判都沒有嚴格遵守適當的法律程序，因此被批評為「勝利者的正義」。
這是轉型正義的第一時代。其特徵是以「法治」（rule of law）和普世價值為基礎來審判加害者。加害者的行為即使合乎當時的法律或政治體制，如果違反自然法的基本精神和普世價值，仍然負有刑責。
以普世價值審判加害者，只是這個時代追求轉型正義的一部分，更多的例子是人民以自己的手來執行他們所認為的正義。義大利的獨裁者墨索里尼夫婦逃亡至邊境附近被逮捕，立即就地槍決，並將夫妻的屍體運回米蘭倒吊在公共廣場示眾。此外也槍決了大約一萬二千人。在法國，不經審判而槍決的人數也大約有一萬人；另外有大約二萬名婦女因為和德國占領軍有親密關係而遭當眾剃頭，公開羞辱。
即使存在許多缺陷，紐倫堡審判仍為下一個時代的轉型正義立下重要的原則：根據法治和普世價值來審判加害者。轉型正義的下一個時代，是一九七○年代末期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因為政治情勢的限制，大多數新民主國家的轉型正義工作，都無法貫徹紐倫堡大審的原則。它們大多因為國內的政治情勢，不得不為了和平、民主鞏固以及社會和解，而使正義原則有所妥協。這個轉型正義時代所追求的，比較不是「正義」，而是「真相」。紐倫堡大審之所以能夠貫徹正義原則，畢竟是因為戰勝國審判戰敗國的加害者，不會受到戰敗國政治情勢的影響。
新時代轉型正義的第二項特徵是：狂野式的正義非常稀少。正義的追求大多透過體制，不論是法庭的審判或「真相和解委員會」的運作。較諸上一個時代的轉型正義，這也象徵人類文明的進步。
羅馬尼亞是其中少見的例外。其獨裁者裘塞斯古夫婦（Nicolae and Elena Ceauşescu）被逮捕之後，在小房間裡審判十九分鐘即被判處死刑，並立即槍決。 。此種以暴易暴的行徑，對轉型正義是一種傷害。因為轉型正義的任務之一，即是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文化。此種行徑卻使得民主政府和獨裁政府沒有兩樣，羅馬尼亞或許是民主轉型過程的例外情境。第三波民主化的普遍特徵是很少民眾失去生命，可是在羅馬尼亞的民主化過程中，卻有一千多人死於政府的鎮壓。羅馬尼亞畢竟是少數的例外，當代新民主國家對獨裁者或加害者如果加以追訴的話，大多透過民主體制中的適當法律程序。然而，正當的法律程序雖然最文明也最有助於民主文化的建立，卻同時也是最困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