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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譯杜詩菁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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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商品簡介

詩人杜甫愛家、愛國,更是「窮年憂黎元」,其詩歌風格「沉鬱頓挫」,向來有「集大成」和「詩史」的美譽。整部杜詩讓我們從中看到海立濤翻的盛唐時代,看到曲江歌舞,夔府秋色,更看到杜甫本人!詩中林林總總的事物,都內化為詩人的「動息勞逸,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而感動着一代代有良心的讀者。杜詩現存一千四百五十多首,本書採依年編次,精擇其中的四百一十一題,五百八十一首,釐為八卷,依循詩人的生命軌跡與所思所感,細膩解讀每首詩的精闢所在。注譯者着力於透過溝通讀者與作者、文本之間的聯繫,引領讀者深入理解古籍經典之深層義涵,喜好杜詩者,切不可錯過。 

作者簡介

林繼中,福建漳州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生。中國大陸自己培養的首批文學博士,前漳州師院院長,二級教授,河北大學、福建師大博士生導師;中國辭賦學會顧問,中國杜甫學會副會長,首屆福建省古代文學研究會會長。至今已發表學術論文一百四十六篇,專著十六種。
 

導 讀(節錄)
與西方「罪惡感」文化不同,與日本「恥辱感」文化也不盡相同,中華民族的「史官文化」的核心是「憂患意識」。該意識少空想而重實際,尤重經驗及其總結。一部《資治通鑑》說盡「史」與「官」結合的「史官文化」的反思致用的性質。史,是反思之產物。從這一角度看,我民族雖然少有荷馬史詩那樣的敘事長篇,卻有?比任何民族都多的帶經驗性的史的反思特質的詩篇。早在晚唐時,孟棨《本事詩》就說過:「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宋人胡宗愈則曰:「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動息勞逸,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成都草堂詩碑序〉)合兩說可見杜甫「詩史」的特質:能將自己的經歷與情感寫入詩中,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情境。這也就是清代的注家浦起龍所指出的:「慨世還是慨身」,以一己的流離與情感波瀾長江大河般動態地反映出一個時代的氣象。「詩史」者,心與跡合一也。「慨」者,不但是感慨,也是「推見至隱」、「好賢惡惡」式的反思與評價。正是因為這一特質,使杜詩因其發自同一情感主體而前後勾連,一索子貫。所以浦氏主張讀杜詩「須通首一氣讀,若一題幾首,再連章一片讀。還要判成片工夫,全部一齊讀。全部詩竟是一索子貫。」(《讀杜提綱》)這也是本選譯採取編年體的原因。
大略說來,杜詩創作可分三期:一是「安史之亂」前(西元七一二~七五五年),二是「安史之亂」發生後至入蜀前(西元七五六~七五九年),三是入蜀後至死於由長沙往岳陽的途中(西元七六○~七七○年)。
第一期又可分兩階段,即三十五歲以前,是他讀書遊歷時期,「讀書破萬卷」、「放蕩齊趙間」二句可概括。時當開元盛世,通過南遊吳越,北放齊趙,攜手高(適)、李(白),輕裘快馬,杜甫身心浸潤?盛唐氣象的那份浪漫,從此,「煌煌太宗業」成為他心中永不熄滅的一盞明燈。緊接下來是十載困守長安,是時為天寶年間,盛唐施行的均田制、府兵制等,已瀕臨瓦解,而「四紀為天子」的玄宗也日見昏庸,政治腐敗,危機四伏。此時的杜甫一方面懷抱「致君堯舜上」的理想,另一方面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社會下層的生活使他認識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他開始發揚漢樂府精神,寫下〈兵車行〉、〈麗人行〉諸傑作,終於建構了他那真善一體的獨特的情感本體,〈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其成熟的標誌。
第二期是杜甫生命歷程中最為激蕩的歲月。其時杜甫身處「安史之亂」的「颱風眼」裡,先是身陷叛軍佔據的長安,後又隻身逃歸唐肅宗的大本營任拾遺。他既看到叛軍的殘暴,也看到官軍將士的苦鬥,更看到百姓在戰亂中遭受的苦難,且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嗅到朝廷內在危機與腐朽;他一方面支持衛國戰爭,同時又揭露兵役的黑暗。責任感與對現實「無可奈何」的痛感撕裂着他的心靈。內心的激情與慘烈的現實相撞擊,使杜甫噴湧出諸如〈悲陳陶〉、〈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三吏三別」等等一系列震爍古今的詩篇,他自己晚年還追憶道:「憶在潼關詩興多」。然而肅宗的剛愎與自私使他忍無可忍,「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他終於棄官遠離朝廷,「一年四行役」,自華州西行越隴阪至秦州,再經同谷入蜀。一路寫下一組組被譽為「圖經」的紀行詩,在同谷縣還寫下興會淋漓的〈鳳凰臺〉及「有血痕無墨痕」的「同谷七歌」。
第三期是杜甫「漂泊西南天地間」的生命最後十一年,斯時割據已成,外族入侵,中興無望。按漂泊的地點又可分為三個階段:一在蜀,二在夔,三在湖南、湖北。雖然在成都草堂老杜有過一段較為安定的日子,寫下一些「樸野氣象如畫」的詩篇,但此後更見窮病潦倒,寫詩幾乎成為他唯一的慰藉。所留下的大量詩作,於形式創構上更見功力。其中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兵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秋興〉、〈登岳陽樓〉等等,都是堪稱從內容到形式臻乎完美的代表作。
如前所論,「詩史」者,心與跡合一也。非「跡」無以寄其情,留其跡而遺其情,則無詩矣!所以浦起龍《讀杜提綱》鄭重地提醒我們:「史家只載得一時事跡,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若拈了死句,苦求證佐,再無不錯。」極是,極是。苦求「無一字無出處」,或如劉克莊所譏評的:「必欲史與詩無一事不合,至於年月日時,亦下算子」(〈再跋陳禹錫杜詩補注〉),都不是讀杜詩的正確方法。即以「寫實」著稱的「三吏三別」為例,也脫不了文學虛構的特質。〈新婚別〉中新娘子的私房話又「誰聞之歟?」錢鍾書稱「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史家尚且要據往跡而補闕申隱,更何況詩家敘事抒情!所以蕭滌非先生說:「沒有大膽的浪漫主義的虛構,杜甫根本不可能創作出這首詩。」然而這種虛構必須是「入情合理」,符合歷史的基本事實與生活的邏輯。史載,當時河南河北有許多婦女如衛州侯四娘、滑州唐四娘等,「請赴行營討賊」(《舊唐書‧肅宗本紀》),新娘子的言行是符合當時許多婦女支持這場衛國戰爭這一基本事實的。至於新娘子的口吻,更是維妙維肖,是為藝術的真實。然而從「三吏三別」中無論男女老少個個都深明大義這一點看來,作者是有選擇的,表達的是自己對衛國之戰所持的態度與感情。
現在,讓我們回到「主體性」的話題上來。無論「集大成」,無論「詩史」,「慨世還是慨身」,各種印象都指向一個方向,歸攏成一個完整的形象,由模糊而趨明晰,那就是周祖譔先生所指出:「一部杜詩為讀者集中地塑造了一個具有時代特徵的、崇高的人物形象,即詩人的自我形象。」是的,我們不但從杜詩中看到海立濤翻的唐代,看到鬚眉皆動的唐人,看到曲江歌舞,看到夔府秋色,更看到抒情主人公、中國文化託命之人杜甫本人!詩中林林總總的一切事物都內化為詩人的「動息勞逸,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而感動着一代又一代有良心的中國人。浦起龍說:「小年子弟揀取百篇,令熟復,性情自然誠愨,氣志自然敦厚,胸襟自然闊綽,精神自然鼓舞!」這就是日新不竭的創造源頭、再生原點,也正是本叢書「冥契古今心靈,會通宇宙精神」的不懈追求之所在。於是溝通讀者與作者、文本之間的聯繫便成為本新譯的着力處。
然而,眾所周知,「媒婆」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而且肯定還有副作用。用現代釋義學眼光看,文本的意義是作者與讀者共構的作者寫進意思,而讀者則確定意義。讀者也有其主體性。因此我們在必要時,也提醒讀者諸君「自作主張」,當然是在充分尊重文本原有涵義的基礎之上。舉個例吧,清代學者錢謙益箋注〈洗兵馬〉,自詡「手洗日月」,卻引來聚訟紛紜,便是由於他涉及理解的客觀性、歷史性與闡釋的有效性諸問題。錢注云:
箋曰:〈洗兵馬〉,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收京之後,洗兵馬以致太平,此賢相之任也。而肅宗以讒猜之故,不能信用其父之賢臣,故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常不用?」蓋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嗚呼!傷哉!
然而文本呈現的卻是「中興諸將收山東」後君臣上下一片「喜躍氣象」(《杜臆》語),詩人對結束戰亂讓百姓過上太平日子充滿期盼,錢注顯然未能捉住該詩主旨。錢氏又將群臣分為房琯、張鎬、嚴武等玄宗「舊臣」,與李輔國、賀蘭進明等擁立肅宗的「靈武功臣」二黨,而肅宗是挑起黨爭的幕後黑手,箋曰:
請循本而論之:肅宗擅立之後,猜忌其父,因而猜忌其父所遣之臣,而琯其尤也。……自漢以來,鉤黨之事多矣,未有人主自鉤黨者,未有人主鉤其父之臣以為黨而文致罪狀、榜在朝堂、以明欺天下後世者。六月之詔,豈不大異哉!肅宗之事上皇,視漢宣帝之於昌邑,其心內忌,不啻過之。
何謂「六月之詔」?《舊唐書‧房琯傳》載乾元元年六月詔曰:「崇黨近名,實為害政之本。……(房琯)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為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朕自臨御寰區,……深嫉比周之徒,虛偽成俗。今茲所遣,實屬其辜。……凡百卿士,宜悉朕懷。」肅宗指房琯為朋黨明矣,錢氏所言不為無據。問題是歷史乃一前後相承相續的發展過程,不容前後倒置;而每一歷史階段都有其特定的情勢,不容混淆。肅宗乾元年間固然已露宦官與廷臣結為朋黨之端倪,但與中唐以後朋黨左右朝政的情勢不可同日而語,甚至與肅宗上元以後情勢也有所不同。而錢氏所依據的重要文獻「六月之詔」是在乾元元年六月,即錢氏該詩所繫乾元元年春之後。更何況詩與史,文體不同,表現形式也大異其趣。史家往往是事後對時事作追記與整理,而詩家則往往是對「當下」情事的感言。詩人杜甫的「詩史」特徵,並非將詩體當史體,而在乎能將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同節點上的真實感受準確地記錄下來,整部的杜詩連貫、整體、動態地反映出唐帝國這段歷史的「氣運」。從杜詩對借兵回紇這一事件的感受看,也是從「花門剺面請雪恥」(〈哀王孫〉)的讚許、期望,到「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北征〉)的雖稱許而有所保留;再到〈留花門〉對朝廷「隱忍用此物」,借回紇兵平叛政策得失的憂慮,寫出詩人心路歷程,也寫出歷史變數的發展過程。這種與時俱進的動態過程,才是「史」的實質。詩人的「預見性」,只是對事物發展趨勢的敏感,並非「未卜先知」。同樣,對玄、肅父子矛盾的宮廷內幕,作為「芝麻官」的杜甫,不可能知道得那麼清楚,在收二京的「中興」氣氛中,他只能是敏感地提醒最高統治者要處理好這件事,以大局為重。這便是前文提及的「詩人情志」,是闡釋者不能棄之不顧的「客觀性」。
這裡有必要對「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一聯稍事討論。錢注認為「鶴駕」、「問寢」都是指肅宗的「太子」身分,「引太子東朝之禮以諷喻也。鶴駕龍樓,不欲其成乎為君也。」「不欲其成乎為君」如上所論,不合杜甫當時的情感實際,而「鶴駕」,指太子居所,的確是暗示肅宗其時既為皇帝又兼太子的雙重身分。《通鑑》所載唐玄宗回京不肯居正殿而肅宗再三避位還東宮而玄宗不許一段文字,維妙維肖地寫出肅宗當時頗尷尬的雙重身分。杜詩所寫,正是該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事件。固然,錢注之失在於未能充分尊重文本含義的「客觀性」,扣緊詩中意象,逆得其時其地詩人「當下」之情志;然而,如果我們將杜詩放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視域關聯中去理解,或者說是將眼光越過「忠君」、「溫柔敦厚」的定勢看杜詩,並將〈洗兵馬〉視為後半部杜詩的一個新起點,與之連成一個整體來讀,從「大膽議論君主」的角度重新認識杜詩,則錢注無疑極具啟發性。至少有如下兩事值得重視:
(一)錢注是將〈洗兵馬〉納入後半部杜詩整體來發議論的,與其說〈洗兵馬〉錢箋是對該詩主題的揭示,不如說是對錢氏心目中後半部杜詩主旨的發露。錢箋敏銳地捉住「問寢」這一關鍵詞生發其議論,可謂綱舉目張,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與深刻性。「問寢」,也就是「奉晨昏」,向父皇早晚請安,是「家人之禮」,是「天倫」,意味着玄、肅之間正常的封建倫理關係。這是《唐書‧肅宗本紀》與《資治通鑑》肅宗至德、乾元年間一再出現的關鍵詞。事實上它關係到肅宗當皇帝的合法性問題,「晨昏」事關大局,是唐室激烈的宮廷鬥爭的煙幕彈。杜甫〈洗兵馬〉於「喜躍之象」中插入「問寢」,絕非偶然。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以一半的篇幅專論有唐一代的「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中篇),指出「唐代皇位之繼承常不固定,當新舊君主接續之交往往有宮廷革命」,且「皇位繼承既不固定,則朝臣黨派之活動必不能止息。」這是帶規律性的東西,杜甫雖然對宮廷鬥爭之內幕未能如當時的大政治家李泌所知之深,但以其詩人的敏感及其不俗的史識,在喜躍之際不忘憂患地點明「問寢」所隱伏的危機,正是杜甫沉鬱頓挫的本色。錢氏以其對唐史的熟悉,及其對明末政治鬥爭的體驗,悟出杜詩文本潛在的意義,自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至於錢箋「唐史有隱於肅宗,歸其獄於輔國,而讀書者無異辭……何儒者之易愚也」云云,更是超越前人的史識,達到杜詩因時代與作者個人原因而未及的高度,是我們評價該詩的重要參照。
(二)基於以上認識,我們對〈洗兵馬〉在整部杜詩中的作用,似應有一個新的定位。以眼光深刻著稱的王安石,編杜詩以該詩壓卷,凸顯其重要性,頗值得深思。事實上〈洗兵馬〉不但氣勢磅,風雅頌並作,而且它是杜甫對肅宗期望值最高的一個節點。此後杜甫就從這一情感之顛直跌入失望之淵。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年)春,杜甫自東京返華州,從沿途所作「三吏三別」中,我們看到詩人「思朝廷」與「憂黎元」之間的矛盾已達到撕肝裂肺的地步。是年秋,杜甫終於決然挈妻攜子遠離朝廷西去。就在杜甫剛翻越隴阪即寫下聲調蒼涼的〈秦州雜詩〉中,詩人道出了遠離朝廷的根本原因:「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仇注:「自聖,見讜言不能入;何知,見朝政不忍聞。」還有什麼比這一行動更能表白杜甫對肅宗失望乃至近乎絕望之情?因其期盼之殷,故其失望也深。只有將〈洗兵馬〉對肅宗致太平之期盼與之合讀,我們才能體悟何以杜甫在「幼子餓已卒」的困危中還要說「生逢堯舜君(指玄宗),不忍便永訣」(〈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而今因為「關輔饑」就撇下朝廷決然離去。不妨說,是〈洗兵馬〉與「三吏三別」共構了杜詩情感跌宕的分水嶺前者是山之陽,後者是山之陰。此後野老、野人、野客成了杜詩常見詞,隨處可見野亭、野寺、野水、野航、野徑、野趣、野逸。在野身分的認同使杜甫不再老提「稷與契」,取而代之的是孔明,而且興趣所在不是孔明的功業,而是其與劉備「君臣相得」的魚水關係。他對皇帝的期望值已經從「堯舜」直降到劉備這樣能容得下賢臣的君主。「張後不樂上為忙」(〈憶昔二首〉)這種帶調侃意味的詩句,絕不會出現在〈洗兵馬〉之前。而「思朝廷」的重點也更多地體現在對朝廷政策的批評與建議。我之所以花如許筆墨講這麼一首詩,不過是想強調「詩史」反思致用的特質是不排除讀者的參與的,我認為這對積極理解杜詩很重要。
杜甫詩歌藝術的總體風格是「沉鬱頓挫」,已為學人所認同。然而,「沉鬱」又不僅僅是杜甫個人獨特的藝術風格,它源遠流長。要瞭解富有民族特色的沉鬱風格之形成,就有必要上溯我民族先民共同的生活經驗。從根本上說,黃河流域那並不裕如的生存環境與「靠天吃飯」的農業活動,決定了我們這個民族是個具有深廣的憂患意識的民族。《孟子‧告子》一段話頗有代表性: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在這段話裡,孟子將人生憂患與社會憂患、個體憂患與群體憂患結合起來思考,從而將憂患意識提升到關係到家國存亡的歷史規律這一層面來認識。他認為,治國者無內憂外患的危機感,國家往往敗亡,所以做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結論。而個體也必須有「困於心,衡於慮」的憂患意識,才能成為「天將降大任於是人」的「法家拂士」。(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云: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憂患意識已被視為士大夫個體必備的修養,由此將憂患意識化為個體人格內在的歷史責任感。孟子對憂患的思考,體現了儒家個體皈依於群體的價值觀。正是這種價值觀的整合作用,使憂患意識成為個體人格內在的東西。其中所含的使命感更多的只是一種意緒,通過作家的醞釀,可外化為審美情趣。屈原便是首位將此意緒外化為個人沉鬱風格的大詩人。
後人常借用屈原〈九章‧惜誦〉「發憤以抒情」一語來說明屈原的創作動機。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也是以「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解釋「發憤著書」說的。這就是說,屈原的創作動機是要渲泄心中的鬱結,然而屈子的憂患是深廣的,不可排遣的。誠如林雲銘《楚辭燈‧離騷》所云:
屈原全副精神,總在憂國憂民上。如所云「恐皇輿之敗績」、「哀民生之多艱」,其關切之意可見。
感情的糾結使之「『騷』而欲『離』不能也。棄置而復依戀,無可忍而又不忍,難留而亦不易去……『騷』終於『離』而愁將焉避!」正是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緒,造就了似往已回,悱惻纏綿的風格。屈原為「沉鬱」定的調子就是「芳菲悱惻」,是怨不是怒。揚雄、阮籍諸人繼承的便是這種調子。
經過長期的積澱,沉鬱風格至杜甫而有了質的昇華,這就是蕭滌非先生所指出的:杜之「沉鬱」不是悒鬱,而是「沉雄勃鬱」(前引)。此種風格之形成,既是現實的,也是歷史的。說它是現實的,是因為杜甫所處的是一個由極盛跌入大亂的特定歷史時期,盛世強烈的印象使之畢生不忘,即使在最困難的環境中仍能有「中興」的信心。說它是歷史的,是因為杜甫從士大夫的集體無意識中汲取了力量。在杜甫情感主體的作用下,個性化的「沉鬱」乃於「厚」、「深」之外又拓之使「闊」,沉鬱風格之「三維」於是乎大備。蓋杜詩境界闊大,古人早有定論,如王安石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杜甫畫像〉)所謂「闊大」,不但指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之類氣象雄渾、俯仰古今的意境,且指「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壯遊〉)的胸襟與視野。也就是說,杜甫的「闊大」,是眼界能溢出「君臣之際」,及乎百姓,這就使文人詩的疆土得到大幅度的開拓,且昇華為一種審美意識:「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戲為六絕句〉)杜甫所道出的也正是盛唐以壯闊為美的時代特徵,而這種審美特徵在杜詩中又得到最典型的印證。它使杜詩的沉鬱風格獲得了與傳統相區別而與時代相呼應的個性。這一特徵,讀者諸君展卷一讀便知。
至於「頓挫」,應指與「沉鬱」相應的從節奏、聲律,到句式、聯對、篇章結構,乃至意象的合成、組合,反諷、用典等語言形式方面的特點。杜詩之偉大,最終還是要落實在其詩歌的語言形式。然而,如果以為應在語言自身只作「新批評」式的封閉研究則否,因為語言的符號化,要求其指向意味而超越語言自身,對真善美一體化的杜詩更是如此。因列其帶有典型性的數端以見一般,至於倒敘、對比、雙動、反諷、借對、流水對、歧義句、假平行句、名詞獨立句等技法,在在皆有,則於本選集中隨時揭示。
先看意象的合成與組合。意象,盛唐選家殷璠稱之為「興象」。 興者,起也;象者,出意者也。興象之活力,就來自「興」與「象」並列,兩端確定而二者間關係則不確定,從而留下很大的空間,有很大的容量。或者說,興象不但指興與象的靜態構成(鮮明生動的形象蘊含興味神韻),而且指由詩人興發感動而物我遇合的興象合成的動態過程。杜詩的語言,便是這種創構情感意象的典型的詩語言。
中國詩與直覺思維有着不解之緣,從來就不想離開這感性世界而去,所以杜甫首先追求的是語言的感覺化:「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陪王使君晦日泛江〉)「不肯流」是詩人此時此地對「江平」的特殊感覺。杜甫用詞下字總是儘量將詞語的指稱功能隱去,凸現其表現功能,使之感覺化。「碧瓦初寒外」(〈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無象無形之「初寒」,如何置諸有形有質的「碧瓦」之「外」?但就感受而言,卻是可能的。仰視巍巍玄元寺,覺得碧瓦之高已超然乎充塞於天地人間之寒氣,則非「外」字不可。它將作者對高華壯麗的玄元寺的感受,借碧瓦之實體傳達給讀者,是所謂「逞於象,感於目,會於心」者。又〈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有云:「晨鐘雲外濕」。鐘聲無形安能濕?鐘聲又如何辨其濕?又〈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有句云:「高城秋自落」。「秋」如何落?從何而落?葉燮《原詩》讚歎不已:「所謂言語道斷,思維路絕。然其中之理,至虛而實,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間,殆如鳶飛魚躍之昭著也。」虛而實,實而虛,這就是杜詩感覺化之妙。為此,杜詩組詞還有意將景物與情志緊密結合到「化合」的程度。「影著啼猿樹」(〈第五弟豐獨在江左〉),固然可釋為:身羈峽內,每依於峽間之樹,而峽間之樹多著啼猿;但如此分解,「啼猿樹」之意味又何在哉!如果我們將「啼猿樹」看成一個合成意象,則味之無窮。「池要山簡馬,月靜庾公樓」(〈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馬乃今日之馬,樓乃今日之樓,卻冠之以古人的名目,以名詞作形容詞,造成古今時空的交錯,於是主如庾公之雅興,客如山簡之風流如見。
與杜詩語言的情感性質相配套的是:以形象直接取代概念、推理、判斷。「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去蜀〉)。萬事如何?「已黃髮」。讀者自能悟出「萬事已休」的斷語。殘生又如何?「隨白鷗」。讀者亦可悟出「漂泊無着」的斷語。「身世雙篷鬢,乾坤一草亭」(〈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密集的意象間無一動詞,只讓意象的張力互相支撐,在對稱中形成反差,互相補明意義。從這些富有個性的「句法」中,我們感觸到杜甫自家的「邏輯」與「秩序」。則杜詩句法,是以情感生命之起伏為起伏的。其詩句極力追摹生命的節奏,讓詩的律動與人的內在生命之律動同步合拍,由此煥發出詩美。詩的律動與心理的律動、情感的律動同構,是杜詩獨到之處。「青惜峰巒過,黃知桔柚來」(〈放船〉)。由第一眼的印象到引起感受的情緒,再到理性的判斷,不正是「意識流」所追求的效果?「返照入江翻石壁」(〈返照〉),似乎是在追蹤客觀事象的因果過程,卻正與「不可久留豺虎亂」那忐忑心緒同一軌跡。總歸詩人服從的是強烈的主觀感受而不是語法規則。清人徐增《而庵詩話》稱:
論詩者以為杜甫不成句者多;乃知子美之法失久矣。子美詩有句、有讀,一句中有二、三讀者;其不成句處,正是其極得意之處也。
如果我們不拘於只從句讀來理解這段話,那麼「不成句處」杜自覺是「極得意處」,正是杜甫對詩要有詩自家特有的句法的自覺追求。對於迷戀既成事物的人來說,是不可理解的。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粒」(〈秋興八首〉)一聯竟至千古聚訟,甚至有認為「簡直不通」、「全無文學價值」者。而為杜甫作辯的人則認為是「倒裝句法」,是「語序顛倒」以便使讀者在弄清其含義時心理上多一層阻力,產生「勁力」云。還是以慣常語法秩序做尺度。然而安知杜甫極得意處不在此?「倒裝句」也罷,「以名詞作形容詞」也罷,「形容短語」也罷,杜甫詩中語序多「以意為之」,正是對形象思維的極力追摹。至如「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並非實事,只是馳想,「雙動」用法與流水對使還鄉之思迅疾如飛,體現了詩人當時心靈的節奏。
杜詩不可及處,還在於「組合拳」式的意象群的構成,其指向乃在「沉鬱」,以心理的方式重新編織從個人生活經驗中蒸餾出的細節,經詩人主觀感情的點化,以自己獨特的用詞、語句、意象、結構,再造一個全新的感覺世界。試讀被胡應麟譽為「古今七言律第一」的杜甫名篇〈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萬里」一聯含八、九層意(或云他鄉作客一可悲,經常作客二可悲,萬里作客三可悲,況當秋風蕭瑟四可悲,登臺易生悲愁五可悲,親朋凋零獨去登臺六可悲,扶病而登七可悲,此病常來八可悲,人生不過百年,在病愁中過卻,九可悲),且不覺堆垛,為歷來論者所推許。但尤需發明的是,這八、九層意思是來自萬里、悲秋、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諸多意象的交錯組合,各種意象互相映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鏡鏡相攝的「華嚴境界」,意味疊出。甚至整首詩中風急、天高、渚清、沙白、猿嘯、鳥飛、蕭蕭落木、滾滾長江……互為斗拱,交織共時;是秋的和弦,是秋的場景,是秋的氣息。至此,詩中秋景已非夔州實景,而是「離形得似」的藝術幻境,詩中的悲秋之情也不僅僅是杜甫個人獨有的情緒,而是從個人生活經驗中提取的具有普遍性的審美經驗,也就是經特定方式組合而成的一種感人形式,寫現實而超越現實。
節奏、聲律、句式等,更是造成頓挫感的重要元素。再以〈江漢〉為例: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
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
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第二句為全詩首腦,沉鬱之情由此感發。前三聯都是平行句式,節奏如上所示,是整齊的,而頷聯句序顛倒,(順序應為「片雲共天遠,永夜同月孤。」)頸聯則有歧義,意思游移在:「一片浮雲像天那樣遙遠」和「天空下,我的心和片雲一樣萬里飄遊」之間。且前三聯都有大小、強弱的對比,這些都造成一種不順暢的隔離感,而末句卻用流水對,「老馬」既是第七句的賓語,又是第八句的主語。這樣,在全詩的四聯中,表現了從最不連續到最連續的級差變化,同時節奏頻率級差變化也是由句法實現的。」尤其是尾聯由上面的意象語言忽然轉入推論語言,「未必」二字使推論的力量得到最強烈的表現。句序、歧義、對比、意象、節奏,同時發力,在抑揚頓挫中造成情感的波瀾,無疑強化了詩中因「乾坤一腐儒」所感發的沉鬱情感,而且前六句那片斷式的意象系列造就了往復悱惻的沉鬱,又由尾聯否定句式的顛覆而一瀉直入勃鬱的境界。
用典,也是杜詩造境的一大手段,不妨說是中國古典詩歌最獨異的表現方式之一。首先,典故是濃縮的歷史事件,好比從海水中蒸出鹽來,我們只要取些許的鹽溶於水,就能恢復原味。如果加上調料,就能製成比鹽更有回味的美食。杜甫精於此道,不但用典確切多變,且用得熨貼無痕。如:「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題張氏隱居〉)杜酒,杜康酒,曹操〈短歌行〉:「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張梨,潘岳〈閒居賦〉:「張公大谷之梨」。酒乃吾家之酒,還要勞你來勸?梨本你家的梨,自然是不必外求。切合賓主雙方之姓氏,且說得機智幽默,平添不少趣味。
用典之妙,還在於造成古今的平行對比,以古逗出未曾言說的今,暗示言外之意。如「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碗出人間。」(〈諸將五首〉)玉魚、金碗皆漢時帝王墓葬之物,為人盜賣。然而具諷刺意味的是:漢陵被掘在西漢亡後,唐陵被掘卻在唐軍平「安史之亂」後的吐蕃入侵時,奇恥大辱盡顯當朝帝王與諸將的無能。典故在這裡具有很強烈的反諷意味。再如「對棋陪謝傅,把劍覓徐君。」(〈別房太尉墓〉)謝傅即晉太傅謝安,用指唐肅宗時的太尉房琯。謝好奕棋而房好賞琴,但謝安官崇位高受重用,不因好棋藝受責;而房琯卻因琴師董某受賄貶官。「對棋陪謝傅」五字不但暗示作者與房關係之親密,還寫出對房之崇敬並為之抱不平的弦外之音。至如〈鳳凰臺〉,由臺名而聯想到「鳳鳴岐山」,想到周文王的功業,全詩由此起興而浮想聯翩,將詩人為國為民不惜剖心血的激情和盤托出,誠如浦注所云:「是詩想入非非,要只是鳳臺本地風光,亦只是老杜平生血性,不惜此身顛沛,但期國運中興,刳心血,興會淋漓。」一人名、一地名便能勾出如許多的聯想,正是用典能再造藝術幻境的特殊功能。故陳寅恪〈讀哀江南賦〉有云:
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于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詣,而作者之能事也。
杜甫更是將庾信的「絕活」發揮到極致,讓自然景物與歷史意象錯綜起來,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藝術幻境。試讀名篇〈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
春色浩蕩卻心事重重,是王夫之所謂「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薑齋詩話》)又由自然景色之變幻引出世事的多舛,「北極」一聯將對時局變幻不定的擔憂從正面道出,說「終不改」,正是憂其改,遂引出尾聯的歷史意象。後主,就是劉備的不肖子阿斗;〈梁甫吟〉,孔明在隆中喜吟此曲,用指對大賢孔明的思念。此句感歎國事如此,君王平庸如此,正須諸葛亮那樣的大賢來輔政。其中不無詩人報國無門的自嗟。然而此情此景所蘊含的意緒、情感,比上面的概括要豐富、細膩得多。蜀後主還祠廟面對祖宗時,猶懂得懷念孔明,看來還不是「陳叔寶全無心肝」,牽出詩人對唐代宗尚存的一絲希望,其拳拳之心依稀可見。全詩浮雲變幻、世事變幻、意緒變幻,交錯重疊,真是「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典故之於杜詩,決非摩登人誇富炫麗之衣,實乃魔術師遮物障眼之布蔽之偏能彰之。

讀經典之作,好比潛海探珊瑚,要自家潛入百度尋覓,方能有得。故黃生〈杜詩概說〉云:「惟讀杜詩,屢進屢得。」注家云云,只是充當導遊,讀者有得,則登岸捨筏可也。謬誤之處,尚乞海內外讀者諸君正之。
 

目次

新譯杜詩菁華(下)

卷 五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五三九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五四一
送路六侍御入朝 五四三
登牛頭山亭子 五四四
上兜率寺 五四六
舟前小鵝兒 五四八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五四九
喜 雨 五五○
述古三首(選一)(赤驥頓長纓) 五五三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 五五四
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五五六
九 日 五五八
倦 夜 五五九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五六○
放 船 五六二
嚴氏溪放歌行 五六四
對 雨 五六六
王 命 五六七
西山三首 五七○
遣 憂 五七四
有感五首 五七六
早 花 五八三
天邊行 五八四
冬狩行 五八六
桃竹杖引 五八九
歲 暮 五九二
傷春五首 五九三
釋 悶 五九九
憶昔二首 六○一
閬山歌 六○六
閬水歌 六○七
滕王亭子二首 六○九
奉寄章十侍御 六一二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 六一四
奉寄別馬巴州 六一六
奉待嚴大夫 六一七
別房太尉墓 六一八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六二一
草 堂 六二六
題桃樹 六三二
登 樓 六三三
歸 雁 六三六
絕句二首(遲日江山麗) 六三六
絕句六首(選二)(急雨捎溪足) 六三八
絕句四首(堂西長筍別開門) 六三九
丹青引 六四二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六四七
宿 府 六四九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六五○
除 草 六五一
春日江村五首 六五三
赤霄行 六五八
去 蜀 六五九
卷 六
狂歌行贈四兄 六六三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六六五
禹 廟 六六六
撥 悶 六六八
旅夜書懷 六六九
長江二首(選一)(眾水會涪萬) 六七一
懷錦水居止二首(選一)(萬里橋南宅) 六七二
三絕句(前年渝州殺刺史) 六七四
遣 憤 六七六
十二月一日三首 六七八
杜 鵑 六八一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六八三
漫成一絕 六八四
示獠奴阿段 六八五
上白帝城二首 六八六
白帝城最高樓 六八九
八陣圖 六九○
古柏行 六九一
灩澦堆 六九四
峽中覽物 六九六
憶鄭南 六九七
雷 六九八
火 七○一
負薪行 七○四
最能行 七○六
信行遠修水筒 七○七
宗武生日 七○九
白 帝 七一一
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 七一二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七一八
壯 遊 七二○
昔 遊 七三○
遣 懷(昔我遊宋中) 七三三
八哀詩并序 七三七
偶 題 七七四
宿江邊閣 七七八
月(四更山吐月) 七七九
夜 七八二
中 宵 七八三
江 月 七八四
江 上 七八五
中 夜 七八七
返 照 七八七
吹 笛 七八九
卷 七
諸將五首 七九一
秋興八首 七九七
詠懷古跡五首 八一○
解悶十二首(選七) 八一六
存歿口號二首(選一)(鄭公粉繪隨長夜) 八二一
李潮八分小篆歌 八二一
瞿唐兩崖 八二五
閣 夜 八二六
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八二八
王兵馬使二角鷹 八三一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八三三
縛雞行 八三六
立 春 八三七
愁 八三八
晝 夢 八三九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八四○
晨 雨 八四二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八四三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八四八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勤耕牛,兼書觸目 八五一
見螢火 八五三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選一)(聞汝依山寺) 八五五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八五六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八五七
君不見簡蘇徯 八五八
寄韓諫議注 八五九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 八六二
秋野五首(選三) 八七九
洞 房 八八二
歷 歷 八八三
孤 雁 八八四
麂 八八五
白 小 八八六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選一)(滿目飛明鏡) 八八七
十六夜翫月 八八八
十七夜對月 八九○
秋 清 八九一
秋 峽 八九二
九日五首(選一)(重陽獨酌杯中酒) 八九三
登 高 八九五
又呈吳郎 八九八
寄柏學士林居 九○○
耳 聾 九○一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九○三
虎牙行 九○五
自 平 九○七
寫懷二首(選一)(勞生共乾坤) 九○八
夔州歌十絕句(選六) 九一○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九一四
冬 至 九一八
舍弟觀自藍田迎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選一)(馬度秦山雪正深) 九二○
夜 歸 九二一
卷 八
元日示宗武 九二三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 九二四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九二八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九二九
泊松滋江亭 九三七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九三八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九三八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九四○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 九四二
暮 歸 九四八
江 漢 九四九
哭李尚書之芳 九五○
重 題 九五三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九五三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九五六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九五八
呀鶻行 九五九
曉發公安 九六○
歲晏行 九六一
登岳陽樓 九六四
南 征 九六五
宿白沙驛 九六七
祠南夕望 九六八
遣 遇 九六九
酬郭十五受判官 九七一
清明二首(選一)(此身飄泊苦西東) 九七三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九七四
發潭州 九七八
過津口 九七九
望 岳(南岳配朱鳥) 九八○
朱鳳行 九八三
白鳧行 九八四
客 從 九八五
蠶穀行 九八六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御 九八七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 九九二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九九六
江南逢李龜年 九九八
小寒食舟中作 九九九
白 馬 一○○一
逃 難 一○○二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 一○○三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一○○八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一○○九
篇目索引 一○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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