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1936：失蹤戰地攝影師方大曾的抗戰記錄（簡體書）

方大曾，1912年7月13日出生于北平的一個外交官家庭，從小熱愛攝影，在中國攝影水平整體落后于世界的那個年代，他幾乎是無師自通地成長為一名杰出的攝影師。方大曾雖出身于官宦之家，但他的鏡頭中沒有達官貴人，更沒有風花雪月的仕女照，對社會的關注讓他頻頻將鏡頭對準底層百姓，思考著社會的黑暗與不公。進入1930年代，面對風起云涌的國內戰爭形勢，熱血青年方大曾拿起相機，飽含激情地記錄了中國軍民的抗戰準備，同時揭露出日軍的種種丑惡行徑。
1936年底，綏遠戰爭爆發。方大曾只身北上，深入綏遠抗戰前線。在持續四十多天的戰斗中，他憑借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與毅力，孤身一人，在茫茫荒原上追捉著戰火的腳步，拍攝了大量紀實照片，真實地記錄了綏遠戰爭的過程。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方大曾第一時間趕赴前線。在華北戰場上拍攝采訪了三個月后，這位蜚聲國內的戰地記者突然失蹤，從此再無音訊。
他是第一位在抗日戰場上為國捐軀的攝影記者，將生命的形態永遠定格在了25歲，只留下家人和朋友年復一年的等待。
時至今日，方大曾拍攝的837張照片悉數為國家博物館收藏，這位傳奇的戰地攝影記者終于從塵封的歷史中被重新發現，連同那段戰火紛飛的年代，一同進入現代人的視野。
翻開這本書，震驚我們的或許會更多更多……

楊紅林，筆名南莊，1973年生，歷史學碩士，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現供職于中國國家博物館，主要從事近代史及老照片研究，先后發表《義和團時期西方影像背后的“中國觀”》、《方大曾的紀實攝影及其時代內涵》、《九一八事變前后日本間諜在華攝影活動》等學術論文20余篇，出版有《經典影像背后的晚清社會》、《經典影像背后的民國社會》、《半世繁華：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1915：中國表情》等著作。

楊紅林，筆名南莊，1973年生，歷史學碩士，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現供職于中國國家博物館，主要從事近代史及老照片研究，先后發表《義和團時期西方影像背后的“中國觀”》、《方大曾的紀實攝影及其時代內涵》、《九一八事變前后日本間諜在華攝影活動》等學術論文20余篇，出版有《經典影像背后的晚清社會》、《經典影像背后的民國社會》、《半世繁華：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1915：中國表情》等著作。

序言
引言
第一篇　消失的傳奇：戰地攝影師方大曾
一 方大曾生平及其攝影活動
二 方大曾紀實攝影的時代內涵
三 方大曾被再“發現”的思考
第二篇　國破山河在
一 華北危機
二 強盜野心
三 救亡呼聲
第三篇　綏遠的烏云
一 綏遠在哪里
二 美麗的喇嘛廟
三 侵略者與分裂者
第四篇　從長城到陰山
一 到前線去
二 嚴陣以待
三 戰地硝煙
四 鐵血勇士
五 兵火之痛
第五篇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
一 民眾的力量
二 聯合陣線
三 聲援與慰勞
第六篇　方大曾和他的戰友們
結語方大曾攝影的學術價值
附錄方大曾生前所發表作品概覽
主要參考文獻

前言
2006年3月16日，837張拍攝于1935—1937年間的珍貴原版底片顛沛多年后被國家博物館收藏。而此時，距離這些底片的拍攝者方大曾悄然失蹤已過去了將近70年的時間。70年前，這位風華正茂的戰地攝影師抱著滿腔熱情投身于抗戰第一線，在炮火紛飛中將最新的戰事信息傳遞到后方。然而就在他的攝影生涯剛剛走向輝煌時，這個年輕的生命卻悄然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年僅25歲。
方大曾，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名字了。原因很簡單，他很早就神秘失蹤在了抗戰最前線，可能只活了短短的25歲（1912—1937？)，而他留下來的大量攝影作品也長期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直到近些年才逐漸為人所知。
然而翻閱全面抗戰爆發前后的民國報刊，我們卻驚訝地發現，原來在80多年前，方大曾絕對是新聞界和攝影界有名的人物，作為當時國內最重要的圖片供稿人之一，他的筆名“小方”頻頻出現在《申報》、《東方雜志》、《世界知識》、《大公報》等重量級報刊上，而他的戰地報道曾經與范長江等大牌記者齊名。經歷了長時期的沉寂，直到20世紀90年代，人們才再度“發現”了這位抗戰之初重要的戰地攝影師。盡管如此，關注和研究他的也僅限于新聞界、攝影界的少數專業人士。作為近代中國攝影史上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方大曾被許多研究者視為抗戰期間為國捐軀的第一名戰地記者。盡管他的名字曾長期被湮沒在歷史的長河里，然而凡是了解他的人，幾乎無一例外地稱其為“中國的卡帕”。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經歷甚至比羅伯特·卡帕還要傳奇，就連他遺留下的底片所經歷的坎坷命運，也頗富傳奇色彩。
據知情者介紹，方大曾失蹤后，他生前所拍攝的大批底片留在北平的家里，由其母親保存。根據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女士回憶，哥哥留下來的所有底片裝在兩個同樣大小的木箱中，北平被日軍占領期間，由于底片中有涉及中國政府抗戰的題材，為了防止日偽的搜查，她母親將一批底片燒掉，只剩下一箱。1947年，方澄敏女士從重慶回到北平，開始保管這批底片。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紅衛兵到處破“四舊”抄家。由于底片當中有一些國民黨方面的內容，她怕被抄后受到迫害，就將底片交給了單位的紅衛兵組織。退休后，方澄敏一直惦記著哥哥留下的這批底片的下落。1975年的一天，她來到單位，發現用報紙包著的底片在原紅衛兵組織辦公室的一個角落里，與一些雜物堆在一起，散落在地。她向單位說明情況，將底片要了回來。在單位食堂里，她又發現用來裝底片的小木箱被當作收飯票的工具，于是向食堂解釋說小木箱是她哥哥的遺物，希望能拿回去留作紀念。在征得食堂的同意后，她自己做了一個新箱子，將裝底片的木箱換了回來。取回底片后，方澄敏開始整理這批底片，希望有朝一日能很好地加以利用，以此來紀念她那失蹤的哥哥。
20世紀80年代，臺灣《攝影家》雜志的創辦人、著名攝影家阮義忠先生通過介紹，登門拜訪了住在北京協和胡同10號院的方澄敏女士。他看了底片后，認為很有價值，因此挑選了一部分拿到臺灣，發表在《攝影家》雜志上（1994年第17期）。至此，湮沒了半個多世紀后，方大曾拍攝的這批底片又重見天日，呈現在世人面前。1989年，方澄敏女士感到自己年事已高，精力有限，無法很好地處置這批底片，因此將其交給中國攝影出版社的陳申先生保管。陳申和出版社的同事一起研究了這批底片，編寫出版了《尋找方大曾——一個失蹤的攝影師》一書。約在1996年，方澄敏女士從陳申先生處取回照片，并于1997年托人將底片從北京帶到四川，交給在《四川日報》當攝影記者的外甥張在璇先生。張在璇先生對底片進行整理研究，并于2002年在四川成都舉辦了方大曾攝影作品展，以示紀念。直至2006年3月16日，經協商，張在璇先生最終將這批底片無償捐贈給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在方大曾的原版底片入藏國家博物館時，筆者剛剛踏入老照片研究領域。身為一名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當初次看到這批罕見的歷史影像時，我頓時震驚了。從那時起，這位神秘的攝影師就一直緊緊吸引著我。雖然此前，國內已有一些研究者從不同層面向公眾介紹過方大曾的事跡和作品，但能夠近距離同這批珍貴的藏品接觸，自己顯然更加幸運，而所背負的壓力也更重。大約從2010年起，得益于工作的便利，筆者開始深入研究這批底片。由于特殊的原因，這批底片在入藏時絕大多數沒有任何文字說明，這就給研究者的鑒定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難。透過影像我們看到，837幅畫面，有老人、小孩、苦力、軍人、乞丐、喇嘛、學生，有寺廟、教堂、名勝、古跡，有街巷、集市、車站、碼頭，有城鎮、鄉村、林木、山川，還有烽煙戰場……而要想透過這些凌亂的“碎片”還原出大致完整的歷史“拼圖”，無疑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但或許是本能的好奇心在驅使，又或許是感動于攝影師的傳奇與悲壯，更或許是方大曾在冥冥之中督促著我，我的心中總有一個念頭在縈繞：無論存在什么困難，也一定要給逝者一個交代。
由此，我開始了一趟漫長的“發現”之旅。仿佛一個探案者，滿懷期待地叩開那扇門，瞬間走近80年前那位朝氣蓬勃、才華橫溢、視死如歸的攝影記者，進入80年前他鏡頭下那個紛繁多彩的世界。
五年來，為了搞清楚方大曾的人生軌跡和這批底片的具體內容，筆者查閱了大量民國時期出版的報紙雜志，以及曾與他有過交往的人士的相關資料，從中獲益匪淺。令人興奮的是，結合當年報刊上方大曾所發表的各類作品，許多底片逐漸有了較為清晰的線索，最終真相大白，從而避免了以往一些研究者比較籠統地進行圖注的尷尬。與此同時還有一項意外的重大收獲：在對館藏老照片進行整理的過程中，筆者偶然發現了另外一批方大曾的攝影作品。這批照片收藏在李公樸遺留的相冊中，作者標注為全民通訊社。而據考證可知，全民通訊社的前身正是方大曾參與創建的中外新聞學社，而1937年8月李公樸在山西組建全民通訊社時，方大曾就是其中一員。據著名攝影家吳群1985年的懷念文章追述：“值得慶幸的是，抗戰前后小方所拍的許多精彩照片及原底，大部分沒有遺失。他留在北京外交部街協和胡同老家（門牌已由七號改為十號）的數百張底片及一些小樣片，現在仍由其妹方澄敏完好地替他保存著。他交給天津中外新聞學社發稿的照片和底片，周勉之離津時，將它全部裝在一個衣箱內隨身帶走。經過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未被侵略軍及漢奸查出，安全到達武漢。這部分照片和底片，連同后來全民通訊社在武漢、重慶時期所拍攝的時事照片和底片，皆由吳寄寒在新中國成立后備文送交中央檔案館保存。這是同志們十分珍惜小方的血汗結晶與貢獻，鄭重地將他的攝影遺作獻給黨組織，交中央存檔，讓小方的革命攝影業績流傳千古，永遠活在廣大人民的心目中。”原來如此！通過將李公樸相冊中保存的這批照片與當時一些報刊相對照，我們又發現一批方大曾的攝影作品。
隨著研究的深入，方大曾帶給我的驚嘆越來越多。原來在眾多歷史教科書、展覽及出版物中流傳廣泛的“守衛盧溝橋”等經典照片，居然就出自他手！也正因如此，作為守護這筆寶貴遺產的責任人，我的心中可謂五味雜陳。五年來，一想到方大曾這個名字，我就充滿了慚愧、惶恐和痛心，當然偶爾也有振奮和期待。毫無疑問，這是一次“還債”之旅。為了對逝者有所交代，本人撰寫了一萬余字的學術論文（《方大曾的紀實攝影及其時代內涵》，《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10期），并盡力向公眾介紹他的事跡（《一名戰地記者眼中的綏遠抗戰》，《中華遺產》2013年第7期），然而這些努力畢竟都顯得太微不足道。
有那么一段時期，我似乎完全進入了80年前方大曾和他的世界，甚至偶爾在夢中也會同他相遇。夢境中，英俊爽朗的記者“小方”躍馬奔馳在大草原上，然后背影便漸漸消失在大青山之巔；有時又仿佛看見他出現在綏遠前線慶祝戰斗勝利的人群中，他那風塵仆仆的笑臉感染著周圍每一個人；夢中的他似乎永遠停留在25歲，任時光如何穿梭也不曾老去……
在方大曾遺留的837張底片中，反映1936年綏遠抗戰的內容占了很大的比重，從拍攝時間上看也比較有連貫性。值此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為緬懷先烈，本書嘗試以綏遠抗戰為主線索，將方大曾的攝影作品“嵌入”這段特殊的歷史，旨在從中“發現”一段鮮為人知的傳奇。
令人欣慰的是，就在本書行將付梓之際，由筆者參與策劃的國家博物館館藏抗戰攝影展也將拉開序幕。而作為該展覽的重頭戲，方大曾的綏遠抗戰攝影展也將首次與公眾見面，希望這些工作聊以告慰逝者及其家人。
雖然從未謀面，但筆者依然要向阮義忠、張在璇、陳申、馮雪松等先生表示敬意。正是他們此前多年間接力式的奔波與研究，為我打開了一扇充滿希望的窗戶。更要感謝國家博物館藏品二部主任劉罡先生，作為國內著名畫家，盡管從事的領域不同，但他一直以來鼓勵和支持我對方大曾的研究，誠所謂亦師、亦友、亦兄長也。著名書法家呂章申館長欣然為本書題名，則更令我感動和榮幸。最后特別鳴謝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北京出版中心主任孫軼女士，正是由于她的鼎力支持，該書才得以順利出版！
當然，本人水平有限，如有疏漏和謬誤之處，還望各位方家不吝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