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1919年中國的外交爭執與政派利益（簡體書）

巴黎和會就其本身而論，只是一個純粹的外交意義上的國際會議。但是，外交是內政的繼續，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特定條件下，外交不可避免地卷入政爭……
一時間，國內政潮陡起：當年理直氣壯地抵制對德宣戰的廣東非常國會，如今，又同樣是理直氣壯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爭享戰勝國的榮耀。不久之前，康有為還是張勛復辟的主謀，公然推翻民國，現在卻反過來，以民國的名義，大義凜然地斥責政府專制。更為有趣的是，國會與國務院形同冤家，為轉嫁對德和約的責任，彼此暗算，相互推卸，國會的不合作，屢屢把國務院置于難堪與孤立的地位……

鄧野
重慶市人，1953年5月20日生。1980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歷史系，1986年來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評聘為副研究員，2003年評聘為研究員。著有《中華民國史》《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民國政治的邏輯 》等作品。

章宗祥、陸宗輿、曹汝霖“賣國”竟有難言之隱？
一戰后，段祺瑞怎樣從眾望所歸淪為眾矢之的？
當民眾輿論綁架外交決策時，會出現怎樣意想不到的后果？
為什么理直氣壯地抵制對德宣戰的廣東非常國會，到后來卻更理直氣壯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
為什么說五四學潮并不是一個純粹的下層學運？
從軍事領袖到政治領袖，吳佩孚怎樣實現了華麗轉身？
巴黎和會緊要決策時刻，為何外交總長陸徵祥擅離職守出走瑞士？
為什么張勛復辟時主張公然推翻民國的康有為，五四時卻以民國名義，大義凜然地斥責政府專制？
一個警察總監，為何竟能架空國務總理？
……

前　言
第一章　歐戰與中國政局的演變
　中國對德奧宣戰
　國會問題與南北戰爭
　安福國會的成立
　徐世昌就職與南北停戰
第二章　巴黎和會與中國的期待
　中國朝野關于歐戰性質的解讀
　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準備
　陸徵祥赴歐與中國代表團的組成
　廣東軍政府對于代表權的爭執
第三章　山東問題的提出與辯論
　山東問題的提出與辯論
　日使施壓與中日密約的公布
　山東問題說帖的遞交

前　言
第一章　歐戰與中國政局的演變
　中國對德奧宣戰
　國會問題與南北戰爭
　安福國會的成立
　徐世昌就職與南北停戰
第二章　巴黎和會與中國的期待
　中國朝野關于歐戰性質的解讀
　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準備
　陸徵祥赴歐與中國代表團的組成
　廣東軍政府對于代表權的爭執
第三章　山東問題的提出與辯論
　山東問題的提出與辯論
　日使施壓與中日密約的公布
　山東問題說帖的遞交
　中國代表團的內部糾紛
第四章　山東問題的交涉與失敗
　中國另外三個說帖的遞交
　利益的平衡與美國對日妥協
　直接歸還山東的交涉與失敗
　中國代表團的應對方針
第五章　學潮與政潮
　山東問題責任人的認定與追究
　五四學運與各方評論
　學生保釋與政潮初起
　廣東方面的介入及其政治意圖
第六章　南北和會的召開與破裂
　南北議和與各自盤算
　南北和會的召開與破裂
　南北相互攻擊與代表辭職
　各方斡旋
第七章　北京政府關于簽署對德和約的決定
　曹陸章辭職、自辯與挽留
　國會與日使對研究系的責任追究
　國務院與國會的彼此算計
　北京政府關于簽約的決定
第八章　徐世昌辭職、留任與錢能訓下臺
　上海的市民運動
　罷黜曹、陸、章
　徐世昌辭職、留任與錢能訓下臺
　繼任總理人選的爭執與國會的攪局
第九章　幾個不同的利益集團及其政治表現
　英美在華勢力對于山東問題的態度
　特立獨行的吳佩孚
　廣東軍政府的雙重身份與雙重性格
　孫中山及其國民黨人的冷熱兩面
第十章　拒簽對德和約
　保留簽字的交涉與陸徵祥的脫身之計
　龔心湛的推諉與拖延
　顧維鈞的最后交涉：妥協與原則
　拒簽對德和約
第十一章　余波
　德奧問題的善后
　芮恩施歸去與陸徵祥歸來
　山東問題的繼續
　安福系的孤立與吳佩孚的崛起
結束語
征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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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問題與南北戰爭
張勛復辟期間，國會被強制解散。由于在對德宣戰問題上，國會與段褀瑞尖銳對立，因此，在平息復辟之后，段褀瑞并不恢復原國會，而是準備另行選舉，另組一個新國會。在此情況下，孫中山隨即發起護法運動與之抗衡。所謂護法，就是擁護約法，具體講，主要訴求就是恢復舊國會。
在孫中山的號召下，原國會議員紛紛南下，聚集廣東。1917年8月，到達廣東的參眾兩院議員約150人，因不足法定的開會人數，為此，決定采用“國會非常會議”名義。8月25日，由原眾議院議長吳景濂主持，非常國會在廣州開幕， 150余名議員出席，議決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孫中山當選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
隨著廣東軍政府的成立，中國分裂為南北兩個政府。其中，北京政府為國際承認的合法政府。
兩個對立政府的形成，必然爆發戰爭，對此，南方稱護法戰爭，北方稱南北戰爭。
對于北京政府來講，戰爭的主要目標是奪取廣東，因此，南北交戰的主要戰場便是湖南。戰爭前期，北洋軍大敗，護法軍占領湖南全境。鑒于前線戰敗，段祺瑞于1917年11月22日辭職，研究系的幾位內閣總長亦隨之卸任。
1918年3月，曹錕部將吳佩孚，率其第三師主力攻克湘北門戶岳陽，隨即奪取長沙，4月，攻占湘南重鎮衡陽。是役，吳佩孚橫掃南軍，從湘北打到湘南，成為其從軍以來，取得的頭一個重大的戰役勝利。自此，吳氏一戰成名，成為北洋軍將領當中的一個明星。
就在吳佩孚攻占長沙之際，段褀瑞乘勢復職，3月23日，代總統馮國璋再次任命段褀瑞為國務總理。3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兼省長。
由于張敬堯毫無戰功，北京的此項任命，立即引起曹錕、吳佩孚強烈不滿。為此，吳佩孚攻占衡陽之后，便不再向南推進，而是在衡陽滯留下來。
1918年3月6日，代總統馮國璋發布命令，要求新一屆國會參眾兩院議員的選舉，均于6月下旬完成。此時，對于段祺瑞及其皖系集團來講有兩個中心任務：其一，繼續對南用兵，實行武力統一。其二，抓緊舉辦新一屆國會選舉。
4月4日，段祺瑞的智囊徐樹錚，密電張作霖、倪嗣沖等，就整個軍政布局通報如下：“昨在京晤日館（日本公使館～引者注）齋藤少將，密告：‘日前曹使（曹錕～引者注）曾派人到館言：岳長（岳陽、長沙～引者注）既下，北軍欲和而不便于言，擬乞助于日政府，轉告南軍，再提和議，以便調停，當經拒回。為貴國計，粵川不定，國事無從下手，惟前敵有此情形，不得不告知閣下，酌達同志，預為準備’等語。”這就是說，曹錕方面希望停戰議和，而日本方面不僅將此消息密告徐樹錚，并且鼓動皖系繼續打，拿下廣東、四川。最后，徐樹錚表明態度：“鄙意國會選舉，為時已不裕。乘討賊之時，趕緊著手，尚可有十數省好結果之希望，一言和則萬事休矣。”
曹錕及其所屬吳佩孚部，為北方參戰部隊主力。在吳佩孚打下岳陽、長沙之后，曹錕之所以提出停戰議和，顯然含有不愿為皖系打天下之意。由于停戰議和不可能與皖系商討，為此，曹錕私下派人聯絡日本方面，指望日方出面調停，不料被日方出賣，密告徐樹錚。那么，徐樹錚為何拒絕停戰？其中的關系是這樣的：南北之間的戰與和，核心就是國會問題，一旦停戰議和，舊國會的恢復肯定被提出，這樣，新國會便難以舉辦，此即“一言和則萬事休矣”。因此必須繼續向南作戰，乘此機會抓緊舉辦新國會選舉，以期取得一個有利的選舉結果，所謂“十數省好結果”，從而控制國會。在這里，徐樹錚把對南作戰與國會選舉的關系說清楚了，一句話，要新國會，不要舊國會。
5月9日，徐樹錚電告張作霖：“就時局而論，有戰然后芝揆（段祺瑞字芝泉～引者注）可以支持，選舉可以趕辦。一日不戰，則內閣立見崩潰，選舉必無從著手，我北系無以自存，國家亦隨之淪陷。” 5月31日，徐樹錚再電張作霖：國會選辦事宜，“日來初選已訖，成效甚佳。”“弟曾一再言及：戰局不輟，選政即能妥辦，大局庶以速定；戰局稍弛，選政立敗者，即根此而言也。”這里的選舉、選政，就是指新國會選舉。
綜上所述，徐樹錚反復強調的就是“戰”與“選”的關系，此即：“戰局不輟，選政即能妥辦”；“戰局稍弛，選政立敗”。
但是，南北戰爭是打還是停，很大程度上由直接統兵的吳佩孚說了算。為此，一向膽大妄為的徐樹錚，越過曹錕，私下對吳佩孚展開直接拉攏。
5月16日，徐樹錚致電吳佩孚：“湘局賴兄而定，久為其難……特近今之世，人心不古，往往先私利而后公義。因嘗痛自繩檢，力矯此習……叨在知好，敢布腹心，雞嗚風雨，愿共勉之。這是一份有趣的密電，“人心不古”竟然出自翻云覆雨、兩面三刀的徐樹錚之口，其言本身就是人心不古。
由于吳佩孚長年在基層領兵作戰，因此徐樹錚對吳并不熟悉，為直接了解并掌握吳佩孚，1918年5月27日，徐樹錚親赴衡陽，會晤吳佩孚。關于二人相見的情況，5月28日，徐報告段祺瑞：“昨晨到衡陽，與吳師長披誠接洽，十分穩暢”。5月29日，徐樹錚又電段祺瑞，再次稱贊吳：“該師長人極樸誠，”“其德量尤令人愛服矣”。看來，徐樹錚對吳的頭一個印象相當不錯──人極樸誠。
徐樹錚越過曹錕，私下赴衡陽拉攏吳佩孚，實際上就是挖曹錕的墻腳，因而引起曹錕強烈不滿。曹錕當時駐節武漢，但是，當徐樹錚由長沙來到武漢時，曹錕稱病，北返保定，避而不見。5月29日，徐樹錚報告段祺瑞：“樹錚午后六點到漢，曹使先于三點稱病言歸。聞渠曾以樹錚赴衡為口實，至有此變，其實毫無理由。樹錚本因微觀渠之左右頗有異動，恐其被掣有變，故赴衡聯吳師長以為之備。幸先已固結，渠縱陡然而去，即再進而另調一二旅北上，亦毫不致牽及前方。”徐電還對曹錕個人有所議論：“仲珊（曹錕字仲珊～引者注）人尚憨厚，惟頭腦無識，易為傀儡。”徐樹錚的意思是，衡陽之行，與吳佩孚的關系“先已固結”，因此，曹錕不滿與北返，不至牽動前方戰事。
5月31日，徐樹錚致電張作霖，就衡陽之行這樣解釋：“此次仲帥（曹錕～引者注）稱病突歸，固諉罪于弟之赴衡，其實弟即不赴衡，彼亦決計停頓。不過弟之赴衡，系專防停頓之險而發，適中其要害，故急急而去。幸先與衡深相結納，全局得不蒙其影響。”也就是說，由于徐樹錚早已獲得日本方面的密報，早已獲知曹錕希望停戰議和，為此，“弟之赴衡，系專防停頓之險而發”。總之，在徐樹錚看來，衡陽之行，與吳佩孚“先已固結”，“深相結納”，因此曹錕的不滿與北返無關大局，“渠縱陡然而去……亦毫不致牽及前方。”
徐、吳二人衡陽會晤，不可能僅僅是推杯換盞，把酒言歡。徐樹錚既然要求繼續向南作戰，那么，吳佩孚必然提出具體條件，此即以對南作戰的名義，要求徐樹錚接濟20萬軍餉。為此，徐樹錚抵達武漢之后，立即為吳籌集這筆餉項。5月30日，徐樹錚致電吳佩孚：“前談尊需款目，頃已由漢口中、交兩行（中國、交通銀行～引者注）以敝軍餉作保，暫借廿萬元……此款由弟向院部（國務院、財政部～引者注）商還，兄可勿庸慮及也。”
吳佩孚軍餉拿到手。
在對吳佩孚施以金錢拉攏的同時，徐還有一手，即施以名譽的拉攏。6月2日，徐樹錚致電吳佩孚：“今午抵京，謁總理，面陳一切，極見嘉慰。我兄擢授將軍一節，已允飭院（國務院～引者注）即日公布，稱號即用‘孚威’字樣，特先馳賀。”6月3日，北京政府發表大總統令：“吳佩孚授為孚威將軍”。
吳佩孚名譽拿到手。
拉吳的同時，仍然不忘拉曹。6月20日，北京政府發表命令：“特派曹錕為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所謂四省經略使，從名義上講，便擁有四省掌控權，其地位遠高于一般的各省督軍。曹錕的這項任命，其中的含意不難解讀：當時，廣東、四川并不在北京政府管轄之下，將川、粵兩省劃歸曹錕，就是指望曹、吳二人出力，拿下西南，從而完成武力統一。
綜上所述，經過一番緊密的私下與公開的拉攏，吳佩孚拿到二十萬軍餉，拿到“孚威將軍”稱號，曹錕則拿到四省經略使頭銜。然而，就在曹、吳二人金錢、名譽、地位到手之際，情況忽變。這一回，一向工于心計的徐樹錚，卻被那位“人極樸誠”吳佩孚，結結實實地算計了。
徐樹錚由衡陽返京之后不久，隨即傳出消息：吳佩孚正與南方商談雙方軍隊劃界停戰。6月19日，徐樹錚致電吳佩孚，詢問：“聞仲帥左近人言，兄有劃界停戰與逆軍議和之電，殊覺詫異。日前在衡縱論大勢，兄尚謂會當提雄師直下廣州，由香港海行北歸，萬不肯遵陸回兵，豪情壯志，聞之起舞。今方幾日，何忽出此，豈傳言有誤耶？”此時，徐樹錚仍然抱有一絲“傳言有誤”的指望。
不久，消息被證實。6月30日，徐樹錚再電吳佩孚：“在衡晤語，兄尚言將來功成后，當由香港振旅登舟，越海北還，不能重踐京漢鐵路，真觥觥男子之概，私用嘆服。曾幾何時，壯志詎已消磨耶？”接下來，徐樹錚就戰爭與和平的關系，向吳佩孚曉之以理：“且即以和平論，不去忿戾何由和，不夷險坎何由平，欲去忿戾夷險坎，不向克伐中致力，何由漸臻允洽。古昔圣王臨世，亦不能不以殺止殺……故知殺伐用張，乃和平最要之事”。
吳佩孚所謂由香港振旅北歸，不能重踐京漢鐵路等等表態，就是要拿下廣東、打到底之意。徐樹錚兩次提及，看來，吳佩孚的確說過此番豪言壯語，并給徐留下深刻印象，所謂“真觥觥男子之概”。當初，徐樹錚愈是“嘆服”，如今便愈是懊悔。至于“以殺止殺”一類道理，這里不作深究。
以上一切的發生，前后不過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徐、吳二人由“披誠接洽”，一變而反目相向。如此結局，真的是應驗了徐樹錚那句話：“近今之世，人心不古”。
讓徐樹錚追悔莫及的事情還在后頭。
1918年8月21日，吳佩孚領銜發表馬電，公開主張南北罷戰議和，電稱：“溯自我國因法律問題引起內爭，全國紛紜，已逾一載。”法律問題即國會問題。吳電要求：由總統“頒布通國一體罷戰之明令，俾南北雙方軍隊，留有余力，以備將來一致對外。”此時，新一屆國會選舉已經完成，而新國會的首要任務，就是選舉新一屆總統。關于選舉總統問題，吳佩孚這樣表示：“至選舉問題，雖非師長等所敢言，然新舊國會分立南北，既無統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當此兵戈未息之時，驟行選舉典禮，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國分裂。”此言之意，就是要求停止總統選舉。
一個師長，不僅公開議論和戰大局，并且公開議論總統選舉，在當時來講，吳氏此舉實在有違軍人規則。這一回，段祺瑞實在看不下去了，8月24日，段祺瑞親自出面，直接向吳佩孚發出敬電，嚴厲斥責道：“該師長軍人也，當恪守軍人應盡服從之天職，不然爾將何以馭下”。早年，吳佩孚曾就讀于保定武師范學堂和測繪學堂，而段祺瑞曾任北洋陸軍各學堂督辦，段、吳二人之間，有一層名義上的師生關系，為此，段電以老師教訓學生的口吻斥責吳：“爾從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當自責，嗣后勿再妄談政治也。”段電所謂“教育未周”，就是貶低吳，意即吳佩孚沒有資格談論政治。
段電發出之后，徐樹錚大受鼓舞，8月25日，徐樹錚致電湖南督軍張敬堯：“子玉（吳佩孚字子玉～引者注）妄自通電，破壞戰局，芝揆（段祺瑞～引者注）已專電嚴飭，如再不悛，則立罷其職”。這里，徐樹錚顯然過高估計了段祺瑞的權威，徐稱立罷吳佩孚之職，實際上根本做不到。所謂軍閥，其核心就是兵為將有，在吳佩孚手握重兵的條件下，任何人均難以“立罷其職”。
接下來，更為精彩的一幕開場了。段祺瑞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以老師的身份管教學生，然而不幸，吳佩孚偏偏是一位桀驁不馴、目空一切的學生，吳佩孚順勢接過這層師生關系，隨即以“學生”的名義，公開與“我師”展開辯論。
8月26日，吳佩孚發表著名的宥電，吳稱：“我師為內閣首領，上大夫也，爭〔諍〕臣、爭〔諍〕友有幾人乎？學生不忍見中國淪亡，用敢執爭〔諍〕子之議，為我師苦口陳之。”關于服從問題，吳稱：“鈞電云，軍人應服從天職以馭下等語。學生直接服從者曹經略使（曹錕～引者注），間接服從者陸海軍大元帥（馮國璋～引者注），大元帥希望和平，通國皆知，經略使表示和平，學生即根據實行，謹守服從，無以過之。”關于罷戰通電問題，吳稱：“學生此舉，乃仿效我師在孝感時通電共和之宣布也，實系由我師教育而來，并非額外生枝。”最后，吳電以極為犀利的言詞這樣陳述：今日的內閣就是昔日的宰輔，而宰輔之責則是扶助元首，“否則宰輔假人之國，奪人之祀，而秦、而漢、而魏、而晉、而宋，其惟趙高乎！新莽、曹操乎！司馬、宋武乎！”
段電的核心，就是斥責吳不服從命令，意即犯上抗命，而作為軍人來講，犯上者則不能馭下。對此，吳電的辯解是，他直接服從曹錕，間接服從馮國璋，曹、馮二人均主張和平，因此，我吳某通電主和，就是服從，并未犯上。
吳電當中最為厲害的是這樣幾句：通電主和，“學生此舉，乃仿效我師在孝感時通電共和之宣布也，實系由我師教育而來”。吳電所指是這樣一個故事：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發生后，段祺瑞奉命率北洋軍前往武漢鎮壓， 1912年1月26日，在湖北孝感地區，段祺瑞忽然率數十位將領聯名致電清政府，要求：“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段氏此舉成為壓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吳佩孚引出這段故事，意指犯上抗命者正是段祺瑞自己，“學生此舉……實系由我師教育而來”。這里的“教育而來”，就是對段祺瑞“教育未周”的反唇相譏。
在中國人傳統的倫理觀念中，宰輔篡權，奪人之祀，是一種可鄙的行為。吳佩孚將總理（段祺瑞）與總統（馮國璋）的權力之爭，比喻為趙高、王莽等人篡權，這種聯系恰當與否，姑且不論，但就辯論而言，卻是廣大民眾易于聽懂、易于接受的。
一方稱教育未周，一方稱教育而來，“我師”與“學生”的這場斗嘴，成為民國史的一段趣聞。
8月28日，徐樹錚致電吳佩孚：“以兄觥觥男子，累戰成功，受人之愚見，觍顏作反復之輩，自毀前勞，為兄惜之，尤為我軍人羞之。以弟之愚，敢斷言兄之后悔必不在遠。兄方利令智昏，執迷不悟，茲姑不屑與辯，借留余地，以便臺端日后進退狼狽時，尚可乞弟轉圜耳。”這是警告，也是無奈。
總之，由于吳佩孚不再進兵，南北戰爭實際上停頓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