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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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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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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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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我們該如何詮釋中國共產黨出人意料的革命軌跡?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走上與俄國模式大相逕庭的道路?裴宜理教授認為,箇中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從革命起義到奪取政權及之後的各階段中創新地發展和部署文化資源。毛澤東、他的同志們以及其繼任者通過精巧地運用「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建立其獨有的政治形態,使人們逐漸接受那曾經陌生的共產主義體系,成為熟悉的「中國特點」。在革命初期,毛澤東和黨的早期領導人曾在安源煤礦發動過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裴宜理教授以此地為案例進行分析。

安源曾被認為是「中國的小莫斯科」,其所象徵的獨特的中國革命傳統逐漸成為中國語境下「政治正確」的試金石。在當代中國學界為尋求嶄新的政治前景而就其過往的革命歷史進行爭論時,裴宜理教授對充滿爭議的中國革命傳統之意涵進行了深入分析。

作者簡介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學亨利•羅佐夫斯基政治學講席教授、哈佛燕京學社社長。

閻小駿,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名人/編輯推薦

「本書帶有裴宜理明顯的個人風格:優雅而清晰的文筆、充足又前所未聞的原始資料、對於基層政治參與者人性細節的充分描述等。這些特點不僅使本書的敘事引人入勝,而且也對主題提供了清晰有效的分析。裴宜理對安源的觀點原創而新穎,就這一地區對革命所作的持續貢獻進行分析,使之成為一個令人信服的案例分析。」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著有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裴宜理從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源頭,探討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揭示1920年代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三位共產黨員如何利用文化資源在安源煤礦發動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並詳述1949年革命勝利以後,當權者如何扭曲和操弄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藉以築造和淨化革命傳統,更討論改革開放以後,官方和民間如何透過各種文化媒介如美術、電影、小說、學術和紅色旅遊等來回憶、重現或挪用安源的革命過往。作者相信中國的未來將取決於如何發掘、認識和掌握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傳統,她在安源革命傳統的溯源和發掘上開創了一個學習典範。」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轉去挖掘查找毛澤東時代中國失敗的各種原因的時候,裴宜理教授的這本書可謂獨樹一幟。作者不僅直截了當地追問那些只着眼於批判的學者,而且致力於重建當年特定的歷史場景,並用同情的眼光來了解那段歷史形成的複雜原因,以求回答那些有關中共歷史成敗的令人困擾的問題。比如,如果毛澤東等人向來偏激且無情,那麼他們當年在幾乎不掌握任何國家機器的條件下,又如何能夠影響數百萬計的底層民眾,使之信服並願為他們的革命事業而犧牲呢。」
──楊奎松,中共黨史研究專家,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致讀者

何為中國革命傳統?這一傳統在當代中國政治中又扮演何等角色?這些問題均難以簡單回答。但僅就頗為重要的一點而言,相較諸多曾經歷革命鬥爭而誕生的國家,中國革命之歷史顯得更為複雜,且充滿劇烈震盪。

數年前當我初次遊歷古巴時,隨處可見紀念古巴革命傳統的海報與布吿牌,其數目之眾多實在令我感到震撼。不論普通民眾抑或政府官吏,凡我所遇,談話間皆屢屢提及「古巴革命」。在古巴政治文化及話語中,革命傳統竟具如此突出之耀眼地位,令我好奇不已。於是我詢問普通古巴民眾,希望了解革命傳統對於他們而言究竟意義如何。十分有趣的是,幾乎所有被問到的古巴人都給予我幾乎一致的答案,即他們認為,古巴革命意味着全體古巴人民能夠享有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

對於如此近乎眾口一辭的回答,我實在驚嘆。所以在返回美國後,我也向自己的美國同胞提出同樣的問題。無獨有偶,當被問及何為美國革命傳統時,美國人亦給出了全然一致的答覆,這個答覆與我在古巴聽到的答覆內容迥然相異。美國人民所談及的不是諸如教育或醫療等社會權利,而是民權。我們將自己的革命傳統與諸種自由權利緊密相聯——例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新聞自由等等。

隨後,我在訪問中國時,也向許多中國人詢問中國革命傳統究竟對於他們具有何等意義。然而大部分中國人面露尷尬,遲疑作答——他們真的不甚明瞭。而為數不多作出明確答覆的中國人對於革命傳統的評論幾乎全屬負面之語。他們認為,中國的革命傳統即等同於暴力、混亂和階級鬥爭。

一方面,這些中國民眾如此回答並不令人意外。革命之所以為革命,其定義即是暴力、混亂和殘酷。而中國革命比世界歷史上大多數革命尤顯血腥。然而,另一方面,這些回答令人唏噓,寓含徵兆,使我觸動。這些回答之所以令人唏噓,是因為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民為革命事業犧牲了生命。難道那數百萬人的生命不過是無謂的犧牲,毫無可資紀念或激勵的意義?這些回答之所以寓含徵兆,原因在於若人們就中國革命對當代政治價值和理念所具之積極作用無一定的共識,則革命尚未結束,故而還可能重又上演。斯如中國,從太平天國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具顛覆與毀滅性的革命反覆發生;另一場流血的反叛動亂重臨中國之可能與麻煩不可低估。

本書以安源煤礦為窗口探究中國革命之傳統。中國共產黨創立後不久,許多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劉少奇以及李立三等人)在安源煤礦積極動員困境中的工人參與革命。彼時中國共產黨缺乏軍事力量,在動員工作中亦運用理想主義,而非暴力手段。毛澤東和他的革命同仁以希望改變勞動階層做牛做馬的處境,以及爭取勞工作為人的存在,來鼓舞激發安源礦工;正如李立三為1922年安源工人大罷工制定的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便是表達如此的訊息。正是強調做人的尊嚴——而非階級鬥爭——最終激發一萬三千名安源工人發動一場非暴力的、有秩序的罷工運動。此次罷工成為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在後來的歲月裡,對安源革命傳統的重新解讀或誇大或歪曲真實的歷史事實,以迎合各類不同的個人或政治目的。在安源案例的研究中,我在充滿矛盾且政治化的文獻資料中認真甄別,以尋找可能更具教育意義和更激勵人心的革命遺產寶藏,而非僅僅是暴力、混亂和階級鬥爭。通過本書的寫作,我希望引發人們對中國革命歷史的諸種意義重新進行一番思考。中國革命構成現代世界史的一個主要篇章,所含意義會令世界各地人民感興趣,並認識到其重要性。但是畢竟中國革命的政治重要性,首先要由中國人民自己做結論。故而,本研究一儘管尚有諸多不足和瑕疵——能夠呈現於中文讀者面前,我尤為高興。我非常期待各種批評和指教。

本書的中譯工作是在香港大學政治系閻小駿教授熱情而專業的領導與統籌下才得以完成。我衷心感謝閻教授及其優秀的學生團隊,不辭辛勞地將我的英文著作譯成清楚明白的中文。教授在他職業生涯中最為緊要繁忙的階段,於百忙之中將許多寶貴時間和精力用於本書的翻譯工作,令我其為感動。此外,我亦要感謝前香港大學出版社社長Michael Duckworth以及出版社編輯人員對於本書出版所作的許多貢獻。即使有如此協助,我擔心本書仍不免存有錯漏之處。所有這些失誤由本人負責

 

裴宜理

於美國麻省劍橋鎮

2014年1月

目次

譯序 vii

致讀者 xi

致謝 xv

 

緒論 1

1. 革命預演 15

2. 教導革命:1922年罷工 41

3. 中國的小莫斯科 69

4. 從動員群眾到軍事武裝鬥爭 109

5. 築造革命傳統 135

6. 毛澤東最後的征戰:淨化革命傳統 181

7. 革命傳統發生變革 217

結論 249

 

注釋 263

書摘/試閱

緒論 (節錄)

革命傳統(revolutionary tradition)這一概念本身即是內在矛盾的。革命旨在顛覆傳統,而非神化及崇拜傳統。然而,經革命之火鍛煉而生的民族國家往往仍營造出關於自身歷史淵源與政治遺產的種種神話。這些神話一方面影響力強大且持久,但另一方面也同樣矛盾難辨、倍受爭議。正如圍繞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紀念不絕於耳的爭論聲音所表明的那樣,後人對於重要如斯的歷史事件背後所蘊涵的複雜意義在數百年後依然各執一詞。1更晚近而言,美國的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得名於作為獨立革命導火線的重要事件——波士頓傾茶事件,但其凸顯的是民眾在解讀美國革命遺產上所存在的深刻分歧。2儘管爭論的各方都自稱是國家革命歷史傳統的忠誠守護者,事實上他們卻不外是因當下的議題而起舞。對於革命傳統各自不同的主張和解讀,不僅改變了有關過去事件的陳述,也塑造着現在和未來的政治軌跡。

直面過往的革命歷程、描繪未來的政治圖景——在世界上任何國家完成這一挑戰性任務都不會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問題重重,更難以逆料。鋪展中國艱難曲折的革命歷程不僅對中國,亦對整個世界有着巨大的影響與後果。然而,這一過程的未來方向卻不甚清晰:因為事實上並無明確先例或相似事例能輔助我們自信地預測中國共產主義體系的未來命運。從前,中國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彷彿是出自於共同的革命源頭,並且似乎沿着相似的歷史道路發展演進。而如今,他們發展道路的對比卻再強烈不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

 

如果説二十世紀被俄國革命的軌跡所主導甚於其他任何一個事件的話,那麽二十一世紀將會被中國革命的結果所塑型。蘇維埃政權……在七十年之後轟然解體,猶如它創立時一樣迅速……中國革命的結果卻有著驚人的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走進第七個十年之際已然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二十五年來一直保持着最快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擁有着數量最多的人口紀錄……從這一成就的特點和規模來説(當然不止一項)——痛苦而諷刺。然而對比中國和俄國革命的命運,其間的區別則毋庸置疑。3

 

安德森作出此番評論的時候,一方面蘇聯的垮台(二十多年之前)使得俄國革命成為記憶中遙遠的過去;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在一直堅持紀念其革命傳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展現了驚人的力量,使得中國革命的經驗和傳統再次得到新的關注。

革命的最高領導者毛澤東巳於幾十年前辭世,但他的畫像仍然懸掛在象徵中國政治最高點的北京城中心位置的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思想」以革命鬥爭為這位領導人言論的主要觀點,仍然被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毛的陵墓——位於天安門廣場城樓的對面——仍然持續吸引着大批觀光者去瞻仰其經過防腐保存的遺體。然而毛澤東的領袖魅力卻不止於京城內,遠在900英里外的重慶,這個中國最大的城市不久前又掀起了一股「唱紅歌」的群眾運動,使毛澤東主義的革命文化重獲新生。4確切地説,對毛澤東及其革命思想的崇拜在中國人中遠非普遍現象。5雖則如此,對毛澤東的崇敬還是大大超出了由國家支持的各種活動。一項在中國四十個主要城市展開的民眾宗教信仰調查顯示,近12%的城市居民在家中掛毛主席像——這與在家供奉祖先牌位的數量相近,高過在家敬拜佛像的比例(10%),以及供奉財神的比例(9%)。6農村地區對毛澤東革命成就的尊崇就更為直露公開。7

毛澤東的激進政策對於現今的中國政治有何確切影響還在爭議之中,但不可否認的是,毛所領導的革命建立起一個強大而統一的國家,並且這個國家現在成為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這場革命的重要性無可辯駁。8中國共產黨能夠開闢特殊道路的原因到底是甚麼?中國的革命模式是怎樣變得與俄國的樣板原型如此差異巨大,其原因在於何處?革命傳統對於今天的中國人又意味着甚麼呢?

 

 

第一章 革命預演

革命不會在文化真空中發生。儘管革命的最終目的是要同傳統決然割裂,及對政治與社會版圖進行全盤重組,但是它的各種目的只有被傳達得足夠清晰明瞭並且引人注意時,才能夠吸引大規模的群眾追隨。當革命借用來自國外的藍圖,這異域風格的新話語傳播之難,尤易令人氣餒與退縮。儘管中國共產黨的初創者們深受俄國革命的激勵,不過他們一開始便意識到自己的革命工程需要將蘇聯模式進行一定程度的適應和改變,才能獲得國民的廣泛擁護。

毛澤東成長於中國農耕中心地區的一戶農家,從未接觸過西學。故而相較他的一些都市氣息濃厚的戰友來説,他更合乎大規模群眾動員所要求於革命者的那種文化氣質。儘管他年輕時便已深信,儒家傳統已然瀕臨末路,一種新的革命意識亟待發育,然而毛澤東仍本能地意識到,本土文化在這種轉型中仍將扮演重要角色。在共產黨成立之後不久,毛澤東返回到自己的家鄕湖南,負責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為了發展基本群眾,他不久便鎖定了毗鄰的萍鄕縣安源煤礦。毛澤東迅速察覺到,萍鄉地區對於來自湖南的革命發動者來説,不僅具有文化便捷性的優勢,當地民眾還擁;有豐富的開展抗爭活動的實戰經歷。然而,該地也因為對外來觀念的強烈抵制而聞名於世——要在這個地方引入全然陌生的行事方式,真是談何容易!

萍鄕縣坐落在湘贛交界綿延的青翠群山之中。儘管行政區劃上萍鄕縣隸屬江西省(見地圖1),1但它的許多特色其實更接近湖南。穿越萍鄕而過的河流往西流向湖南,當地城鎮的食品主要來自湖南郷下;萍鄕距湖南省會長沙80哩,不及其與本省省會南昌距離(170哩)的一半。當地的方言、宗教、戲曲以及其他體現當地文化特色的內容也都深受湘味文化影響。2吸引毛澤東的不僅是萍鄕在文化上的相近,還有該地區聲名遠揚的反抗官府的光輝歷史。幾個世紀以來,這個蜿蜒崎嶇的省際交界山區分佈着數百個煤窯,散落在林木茂密的山麓中,成為許多教派和秘密會社的避風港一這些組織的成員因此可以隨時集合起來造反。對立的宗族之間爭奪豐富的煤礦資源所引發的武裝衝突,更形成了當地與眾不同的軍事化和群眾動員能力,而日常反抗和直接的全面造反之間的界限在此地模糊不分。暴力和脱離法律約束的行為模式,彌漫於當地的各種地方機制之中。在帝制時期和民國時期,私募的鄉勇團練和秘密會社犯罪網絡,是萍鄉地區社會秩序的主要維持者,同時亦是破壞秩序的力量。國家的控制在當地極為鬆懈,也是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3

僅舉幾個著名的事例即可體現出此地的反抗傳統:在十四世紀中期,萍鄉縣有超過五千名士兵參加了屬於一種千禧教派的紅巾軍起義,這場戰爭中蒙古人潰敗,大明王朝建立。五百年之後,當地與三合會密切關聯的礦工群體,是太平天國起義的重要兵力來源之一。1892年——即帝制被推翻前二十年——萍鄉當地稱作洪幫的哥老會成員大多數為安源的礦工。九千餘名礦工發動了一場反對朝廷的叛亂,運動最後不幸流產。4當地的一本中學歷史教科書驕傲地論證:「萍鄉人民有着光榮的革命傳統……中國歷史上的歷次革命運動、政治鬥爭,幾乎無不與萍郷有着一定的關係……萍郷歷史成了中國革命鬥爭的縮影。」5

在1921年毛澤東來到這裡時,大多數早期抗爭事件幾乎已經成為遙遠的回憶。不過,更近一些的抗議活動,仍成為安源以及周邊區域地方傳説的核心內容。6毛澤東之所以相中此地作為群眾動員的目標,不只是因為當地擁有數量眾多並且人數集中的產業工人——既有鐵路工人也有煤礦工人——同時更因為萍鄉不間斷上演反抗活動。在1920年9月,即毛澤東初次訪問安源煤礦的前一年,附近的村莊發生大規模暴亂,數以千計飢餓的農民偷盜地主家的餘糧,並且在地主家聚眾「吃磨飯」。毛澤東在《共產黨》這本刊物中熱情洋溢地記錄了這些情形。7在此事之後的次月,安源的鐵路工人因反對減薪而發動罷工。8當地強大的秘密會社控制着湘贛邊境上利潤巨大的賭博和鴉片交易活動。在他們的教唆和挑動下,當地社會普遍動盪不安,這亦表明反抗活動在該地社會根源深厚。對於毛澤東及其戰友們來説,這既是機遇又是挑戰。

 

安源煤礦

同大多數帝制時期的郡縣一樣,萍鄕以農業為主。幾百年來,原始簡易的煤窯和焰火工廠是當地唯一的工業形式。9然而,十九世紀末的「自強」運動為當地帶來了巨大變化。儘管煤礦開採從唐朝之前就已經在當地開始發展,但在規模和技術上的轉型,則發生於1898年在安源設立「萍鄕等處煤礦總局」之後。根據洋務派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指令,安源煤礦由當時最重要的官僚資本家盛宣懷發起,目的是為同期在湖北開辦的漢陽鐵廠提供近便並且廉價的煤礦資源。由於國家大多數煤礦儲備都集中在遙遠的華北或者東北各省,運輸到湖北費用高昂,因而需要一個位置更方便的煤礦來源地。盛宣懷聘請了兩名德國工程師提供專業幫助。他們勘察了華中各省後,推薦安源作為新礦的總部所在地。煉鐵所需的煉焦煤,萍鄕不僅儲備豐富而且品質極高,再者在地理位置上毗鄰湖北,使之從地質和地理上都適合作為漢陽鐵廠既經濟又合理的礦產供應來源。10

萍鄕煤礦的首任總辦名張贊宸,江蘇人氏,由張之洞和盛宣懷親自委任。張贊宸積極協助盛宣懷為新工廠籌措資金,多次相隨前往漢口和上海等地籌款。對煤礦未來發展同等重要的是,張贊宸招募了一名有遠見的管理副手。這位副手是他的江蘇籍同鄕李壽銓,是一個讀書人。11李壽銓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揚州的一位年輕教師,確信中國的未來需要採用先進的西方技術。他急切希望有機會將自己的改革理念轉化為現實,欣然接受張贊宸的邀請。作為煤礦負責人,李壽銓承擔着監督建造煤礦和鐵路的任務,同時負責處理和當地鄕紳的微妙關係——儘管他們之間的相互來往並不總是順利。

在過去,這一地區的煤窯既小且分散,其中大部分由萍鄉的各個家族擁有與管理。由煤礦負責人李壽銓經辦,盛宣懷以五十餘萬銀元之資買下當地私營煤礦的產權,並進行統合,建立了他的新型現代產業。12雖然盛宣懷花了近八年的時間才買下安源地區運營的全部321個私營煤礦,不過截至1908年7月,之前獨立經營的各個礦區都已被納入到萍鄕煤礦總局的實際控制之下,從而使萍鄕煤礦總局的管轄區域擴張至超過250平方公里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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