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烏托邦之夢：新村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發展

「新村」曾是一代中國人的夢想，
一個源自遠古大同世界的烏托邦理想，
李大釗、毛澤東等共產黨元老也曾是一同作夢的人，
而這個美夢後來竟然對中國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新村主義──
原由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倡導，並於1910年在《白樺》雜誌上開始宣傳新村主義。新村主義提倡「人的生活」認為，主張泛勞動，提倡協力的共同生活，冀望透過建立新村，使全人類過上「人的生活」，實現人人平等、勞動互助、友愛、幸福的理想社會。

本書為研究五四時期「新村主義」思潮及其對現代中國影響的第一部專著。新村主義於五四時期經周作人等人介紹傳入中國，它所幻想的無政府、無剝削、無強權，既讀書又勞動的田園詩般新生活，廣泛影響了一批激進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包括李大釗、毛澤東、惲代英、何孟雄等一批早期共產黨人。

新村主義雜糅了泛勞動主義、工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思想，並且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它對現代中國產生的影響是巨大且深遠。不啻1920年曾轟動一時的工讀互助團、早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到後來的「人民公社」、「知青上山下鄉」、「五七幹校」等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能找尋到新村的影子，通過新村運動的研究，可一探中國現代思潮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軌跡。

本書特色
研究五四時期「新村主義」思潮及其對現代中國影響的第一部專著

新村主義──影響了一批激進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包括李大釗、毛澤東、惲代英、何孟雄等一批早期共產黨人

趙泓

1966年生。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博士生。歷任貴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編輯室編輯、南方日報出版社新聞編輯室主任、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出版有《風俗通義全譯》、《媒介品牌傳播學》、《企業媒體公關與危機管理》等專著，參與撰寫了《中國近代社會思潮》、《旗報──〈深圳特區報〉30年史稿》等著作。發表歷史學、新聞傳播學論文30餘篇。

新村曾經是一代中國人的夢想。這一夢想源自古代大同思想，五四時與各種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潮結合，進而深刻影響了現代中國的發展路徑。
新村主義的創立者和系統闡述者是日本現代文學的先驅武者小路實篤，他主張通過建立新村，使全人類過上「人的生活」，實現人人平等、勞動互助、友愛、幸福的理想社會。五四前後，經周作人等人的大力宣傳，新村主義思潮廣泛影響到一批激進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由於新村主義雜糅了泛勞動主義、工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思想，並且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它對現代中國產生的影響是巨大而且深遠的。不啻1920年曾轟動一時的工讀互助團，我們從後來的「人民公社」、「半工半讀」、「上山下鄉」等歷次運動中，都能找尋到新村的影子。
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黨黨魁江亢虎和中國無政府主義集大成者劉師復曾設計過類似新村的組織，但他們都是從無政府主義角度去構想新村的，且並未付諸實施。新村主義成為一種系統學說，並形成一股具有廣泛影響的社會思潮，則是在日本武者小路實篤創辦《新村》雜誌之後。將新村主義系統介紹到中國的是五四文化名人周作人。
五四時期受到新村主義思潮影響的不僅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而且還有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像李大釗、毛澤東、惲代英、何孟雄等早期共產黨人都曾被新村主義描繪的美景所吸引。如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求學期間，即夢想過一種「新社會生活」。1919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發表了他的新村計畫書中的一章「學生之工作」，裡面設想「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
新村主義的傳播直接導致了五四時期一場較大規模的烏托邦實踐。轟動一時的北京工讀互助團是新村―農村中的新生活移植到城市的結果，是「城市中的新生活」。王光祈是少年中國學會主要發起人和早期的靈魂人物，也是工讀互助團的主要組織者，因此，本書對五四時期最大的社團少年中國學會有專門的介紹。事實上，少年中國跟新村一樣，也是五四理想青年構想的一個烏托邦，我們從少中會員、著名美學家宗白華《我的創造少年中國的方法》一文中不難看出。1919年底，北京工讀互助團正式成立。它是五四時期規模最大、影響廣泛的工讀互助團體。這一烏托邦組織不過曇花一現，很快歸於失敗。其他地方的工讀互助團也落得相同的命運。何孟雄、施存統、俞秀松等北京工讀互助團成員後來加入了共產主義小組，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曾參與發起成立上海工讀互助團的毛澤東等人，也是經過工讀互助運動的洗禮，才迅速完成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
新村和工讀互助團在促使一部分先進知識份子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上起到了橋樑的作用。但是，這些人接受的主要是暴力革命的思想，內心並沒有放棄新村的夢想。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使新村夢有了延續的可能。自1958年開始在中華大地遍地開花的人民公社，到1966年根據「五七指示」而設計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都是典型的烏托邦。「五七指示」大致源自青年毛澤東的新村夢想，跟《學生之工作》中的構想有異曲同工之妙。至於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更是可以從新村找到思想的源頭。
新村主義對現代鄉村建設運動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中國鄉村教育最早探索者王拱璧曾受到日本新村運動的影響，並於1920年在他的家鄉河南西華縣孝武營村創辦了「青年村」。「青年村」具有新村和鄉村建設運動雙重色彩。上世紀30年代初，陶行知提出了普及鄉村教育的構想，決心創辦鄉村工學團。他指出：「鄉村工學團是一個小工廠，一個小學校，一個小社會。」（陶行知，1985[2]：593）這種把工廠、學校、社會打成一片的教育組織，和新村有很多共通之處。鄉村教育的倡導者均強調學者下鄉，深入民間，參加體力勞動的重要性，強調學習與勞動相結合，「知」與「行」、「工」與「讀」相結合。在這一點上，鄉村建設運動與工讀新村主張桴鼓相應。所不同的是，鄉村建設派認為農村的落後在於農民的愚昧，因而他們試圖通過普及教育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新村主義者則主張「共產」、「互助」，希望建立大家一起生產共同生活的烏托邦。
本書不啻介紹新村主義思潮在中國的興衰及新村運動始末，也試圖分析這一思潮的成因及對歷史走向產生的深刻影響。中國文化傳統中素有大同色彩，《禮記‧禮運篇》裡對「大同」社會的描述更是千百年來久誦不絕。但歷史上極少有烏托邦實踐，原因在於儒家觀念中，「大同」只是出現在遠古時代，後來由於人心不古，世風窳敗，社會因此出現各種紛爭和不平等。只有通過禮教的約束，使每個人成為謙謙君子，大同社會才有可能降臨。到了近代，康有為的三世說顛覆了這種倒退的歷史觀，但他堅持漸進論，認為大同之世只能出現在未來高度發達的文明社會，若輕言大同會引起大亂。所以，他寫成《大同書》後長期密不示人。曾經擔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骨子裡對「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會充滿嚮往，甚至主張「在理想的新村裡，以不結婚為好。在這新村裡，有很好的組織，裡面有一人獨宿的房間，也有兩人同睡的房間，跳舞場、娛樂室，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當兩人要同房居住的時候，須先經醫生檢查過。並且要有很正確的登記，如某日、某時、某某同房住。將來生出子女，便可以有記號了。」家庭也是「不要的好；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但他把這種理想社會寄望於全社會道德高度自覺的基礎之上，故強調「必有一介不苟取之義，而後可以言共產；必有坐懷不亂之操，而後可以言廢婚姻。」（蔡元培，1999：196）五四時期，由於部分激進青年對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奉為圭臬，認為人類社會不必經過漫長的進化階段，通過互助手段就可以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會，故現實中迅速出現了新村這種烏托邦實踐。
新村和工讀主義者認為勞心和勞力的分工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這種觀念在五四時期遭到了徹底的顛覆，有些言論甚至具有反智傾向，類似數十年後「文革」語言。如「念書人是什麼東西，還不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無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種社會蠹民嗎？」「幾千年來教育的錯誤影響，可以用兩句話表明出來，就是：有用的分子都沒有受過教育，受過教育的都是無用的人。」為何這時對待讀書人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轉變，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原因很複雜，直接的原因是當時許多人接受了「勞工神聖」的思想，我們從魯迅寫於1919年的小說《一件小事》中不難看出這一變化軌跡――一個思想的啟蒙者，如何在底層勞工面前突然自慚形穢起來。對讀書人的貶抑也源於歷史上重實踐輕虛文的傳統。在中國文化當中，歷來是兩種傳統並存，一種是靠讀書求取功名的傳統，崇尚「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個人功利主義；另一種是經世致用的傳統，強調「有用之學」。這兩種傳統均源自孔子的教誨。一方面孔子告誡人們讀書的好處：「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另一方面，他反對死讀書，認為讀了書若不能學以致用，讀得再多又有何用：「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自清初以來，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人極大地發揚了經世致用的傳統，顏元就曾指斥腐儒們「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顏元，1987：107）毛澤東自幼深受顏元思想的影響，對脫離實際的知識份子深惡痛絕（尤其是人文知識份子），從內心瞧不起。有論者不明白青年毛澤東思想由來有自，甚至妄加猜測，認為跟他擔任北大圖書館資料員時受文人歧視有關，其實大謬不然。
在新村主義者眼裡，讀書和勞動的分離，既造成了勞心者與勞力者之間的不平等，也導致了人格上的分裂，影響了個性自由和全面發展。所以，新村實行半工半讀，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一文中有詳細的規劃。新村雖然只是一個夢想，一個烏托邦，但它勾勒出的社會圖景是美好的。它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助，倡導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關係的和諧，推崇自食其力的田園生活等等，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若徹底否定，就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們看到，經過短短30多年，中國在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很快成為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功利主義、物質主義充斥社會每一個角落，互助友愛的精神幾乎蕩然無存。勞心與勞力的嚴重分離，使得知識份子與利益集團結合得更加緊密。那些曾經被謳歌的普通勞動者，不幸淪落到社會底層和邊緣……
在這個沒有夢想的年代，新村勾起了我們歷史的記憶。五四那群踔厲風發的少年令人懷想。透過新村，我們可以找到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同時，希望我們通過重溫那段歷史，重拾五四那群少年的夢想。

自序

第一章　周作人與新村
一、周作人訪日本新村
二、周恩來仍記得50年前的那場演講
三、胡適的詰難
第二章　新村運動的支持者
一、無政府主義者與新村
二、李大釗號召「青年應該到農村去」
三、毛澤東的「學生之工作」
四、惲代英的「未來之夢」
五、沈定一 ─「浙江最有天賦之人」
六、嚮往新村的學子們
七、王拱璧和他的「青年村」
第三章　曇花一現的工讀互助團
一、李超之死
二、城市中的新生活
三、短暫的共產生活
四、上海工讀互助團
五、曦園和利群書社
六、匡互生和工學會的實踐
七、工讀互助組先後解散
八、他們這樣看待失敗
第四章　少年中國之夢
一、不可忘記的王光祈
二、青春思潮與少年中國學會
三、關於小組織的討論
四、「讓我們在戰場上相見！」
五、分道揚鑣的少年們
第五章　新村與現代中國
一、烏托邦：從夢想到現實
二、人民公社化運動
三、「五七指示」大放光芒
四、轟轟烈烈的知青上山下鄉
五、從「勞心者治人」到「勞力者治人」
六、傳統與異端
七、反動與顛覆：我們怎樣才能避免悲劇？
八、新村運動的啟示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一、無政府主義者與新村

在中國，最早試圖建立新村的是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早在上世紀初，他們就有了建設新村的計畫，只是所設想的新村和武者小路實篤的日向新村稍有區別而已。最先在中國宣講新村的是中國最早的社會主義政黨―中國社會黨黨魁江亢虎。
江亢虎（1883-1954），原名紹銓，生於江西弋陽陶灣江家墳的一個官宦之家。他素以中國「社會主義研究」的「佛陀」、「耶穌」自居，固有自詡之嫌，但作為國內「社會主義研究」的第一人，江亢虎卻是不二之人。他早年遊歷日本和歐洲，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18歲赴日本考察政治，不久回國，被袁世凱任為北洋編譯局總辦和《北洋官報》總纂。次年留學日本，1904年因病輟學回國，任刑部主事和京師大學堂日文教習。1910年經日本至歐洲各國，宣揚無宗教、無國家、無家庭的三無主
義。1911年7月在上海張園成立的社會主義研究會，有50餘人參加。上海光復的第二天，江亢虎將社會主義研究會改組為中國社會黨。他在《中國社會黨宣言》中說：「社會主義歐美極盛，在中國則本黨實為最初唯一之團體機關，其宗旨在於不妨害國家存立範圍內，主張純粹社會主義。」它的黨綱為：「贊同共和；融化種界；改良法律，尊重個人；破除世襲遺產制度；組織公共機關，普及平民教育；振興直接生利之事業，獎勵勞動家；專征地稅，罷免一切稅；限制軍備，並力軍備以外之競爭。」並強調指出「這個政綱的中心，成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教育普及，遺產歸公』兩條標語寫在黨旗的兩邊。」
1912年夏天，江亢虎在崇明島組織中國社會黨崇明支部，並發起成立了「地稅研究會」，自任會長，計畫把崇明島作為其「社會主義研究」的試驗基地。之後，他專函邀請孫中山、唐紹儀等人為名譽會長，孫中山欣然應允，並回函盛讚：「江亢虎先生峻才雅藻，卓犖一時，發起社會主義，深具救世之婆心。諸君子以志同道合與組織社會黨支部於尊處，弘毅志遠，我道為不孤矣」。（見蘇振蘭、趙建軍，2006）中國社會黨成立2個多月，便發展黨員達4、5千人，設30餘個支部。雖然中國社會黨黨員成分複雜，但其中確有一批熱心於社會改革的進步人士，如蘇州支部總務幹事陳翼龍，以及顧頡剛、葉聖陶、王伯祥等，後來又有李大釗加入。1913年8月，袁世凱下令解散了中國社會黨。江亢虎於是流亡美國。1920年4月，江亢虎發表該黨再造宣言，改稱中國新社會黨，在北京設本部。1921年6月，江亢虎以中國社會黨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但該黨在中國政壇上再也沒有發揮過民國初年那樣的影響。在1930年至1934年，江亢虎受聘於加拿大滿地可麥基爾大學，是加拿大歷史上首個漢學專家。後來，江亢虎在抗日戰爭時期追隨汪精衛，任南京國民政府的考試院院長。戰後被捕並被判處無期徒刑，1954年病死於上海提籃橋監獄。
江亢虎曾是毛澤東在湖南上中學時的老師。1911年11月正在湖南新軍當兵的青年毛澤東對江亢虎的社會主義發生興趣，1936年他在同斯諾談話時回憶說：「我讀了江亢虎寫的一些關於社會主義及其原理的小冊子，我熱情寫信給幾個同班同學，討論這個問題。」（愛德格‧斯諾，1979：117）據統計，1909到1913這短短幾年，江亢虎就發表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方面的文章58篇。《中國古來社會主義之思想》、《中國革命之概觀》、《中國勞動家現狀》等數篇都頗見功力，而其中最長的一篇《社會主義學說》作於民國3年，最能看出江氏社會主義的特色。葉聖陶早於周作人參觀日本的日向新村，估計因為他當時是中國社會黨黨員，而江亢虎也正對新村運動有著濃厚的興趣。
革命黨人沙淦也曾有過新村的設想。沙淦，字寶琛，號憤俠，1885年生於通州興仁鎮李觀音堂。13歲時就剪去辮髮，以示對清廷的不滿。沙淦中學畢業後，得知孫中山先生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便於1905年東渡日本，考入成城警監學校。在日期間，參加中國同盟會籌備會議，加入了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是同盟會早期成員之一。辛亥革命後，加入江亢虎組織的中國社會黨，並主編《社會世界》雜誌，以「聯絡同志，研究學藝，剷除強權，改造社會，以期促進社會大同、人類平等」為宗旨。後因與江亢虎等人意見不合，於1912年11月與樂無等人另行組織社會黨，機關設在上海法大馬路小鄰里407號，因宣傳無政府主義，旋被取締。同月，沙淦與陳英士等人在上海組織「俠團」，號召「做地球大同之先鋒，為人類平等之驍將。」在這前後，他打算和樂無等人在吳淞口外的崇明島創辦類似新村這樣的烏托邦組織，因遇到困難而廢止。1913年7月，他和樂無參與編輯《良心》雜誌。同年8月，因參加討袁鬥爭，被軍閥殺害於南通，年僅28歲。樂無即太虛和尚（1890-1947），俗姓呂，名淦森，浙江桐鄉人。16歲出家。青年時代主張以佛教救國，認為佛家的極樂世界與無政府主義者嚮往的大同世界和無政府主義理想社會是一致的。沙淦被殺後，樂無在普陀寺「閉關」3年，後到日本考察。回國後致力於佛教運動。當時的革命黨人如章太炎、朱執信、葉兢生、鄒魯等人，先後都與太虛和尚結交往來；以江亢虎為首的中國社會黨人、劉師復等無政府主義者及沙淦等人的新社會黨人，太虛也與之有較密切交往。他自己也曾經加入中華民國統一黨，熱衷於革命和政治。
1908年，無政府主義者張繼參加了法國「鷹山共產村」的活動，前後達3個月之久，「欲竟無政府主義之用」。1903年，法國無政府黨人亨利‧孚岱在法國西北部沙列威耳附近與比利時接壤的一片森林中試辦「鷹山共產村」。這裡有農田百畝，母牛一頭，二層樓房一所，集合了來自法國、義大利、西班牙、比利時、俄國等地志同道合的人士10餘人，過上沒有警察、軍隊、官吏、資本家的自由生活，大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另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則在《新世紀》第57號上發表了《遊鷹山村殖民地記》一文。
據無政府主義社團「心社」成員鄭佩剛回憶，陳獨秀、蔡元培、吳稚暉、張東蓀、孫伯蘭等人曾擬組織啟新農場，推行新村計畫。後來因農場規模大，不易實行而中止。（葛懋春，1984：951）1907年，張繼和劉師培在日本東京發起組織了「社會主義講習會」，宣講無政府主義，被稱作「社會主義講習會」派。他們為實現無政府以後的理想生活設計了一幅稱之為「人類均力」的藍圖。這個設想的指導思想，是要在實行財產公有、人人勞動的基礎上，消滅舊時代分工以及個人才能懸殊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苦樂不均。具體方案是：每千人以上劃分為鄉，作為社會的基本生產生活單位，各鄉通過集資，購買機器，設置農業、漁業、礦業、紡織、榨油、製麵粉等行業，每個人5歲以前入棲息所養育，6-10歲學文化，10-20歲半天讀書，半天學習器械技術，21-36歲從事築路、開礦、紡織等重體力勞動，36-50歲從事烹飪、運輸等輕體力勞動，以及充任技師、醫師等職業，50歲以上入棲息所從事教育。這樣，可以做到人人為工，人人為農，人人為士，義務相均，權利相等。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人類均力」思想，和後來興起的新村及工讀互助主義有許多相似的地方，都主張通過人人參加勞動，以打破由於社會分工不同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吳稚暉主持的《新世紀》創刊於1907年，停刊於1910年。這期間，正值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盛行之時。克魯泡特金宣稱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認為互助是生物界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人類通過互助即可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影響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最大的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思潮，中國早期共產黨人很多都受到互助論思想的影響，後來轉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
劉師復是清末民初中國無政府主義集大成者，他曾有一個最終擱淺的新村計畫。劉師復，原名劉紹彬，信仰無政府主義後去姓，改名師復。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早年參加同盟會。1907年，他謀刺廣東提督李準，事敗，並因此失去右臂，被捕後繫獄兩年。1912年5月，他在廣州西關組織了「晦鳴學舍」，發刊《晦鳴錄》，在國內宣傳無政府主義。同年7月，又與黃涓生、華林、袁振英、區聲白、黃凌霜組織「晦鳴學舍」的週邊組織「心社」。1915年3月病逝於滬上，歸葬杭州西湖煙霞洞。劉師復反對一切強權，主張絕對自由。他希望建立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人人自由，人人自治，以獨立的精神，行互助的準則，一切生產要件均為社會所有，沒有偷盜、搶劫和殺人放火，也沒有自私自利，唯有勞動與互助。劉師復主張通過平民大革命的道路消滅國家、建立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理想制度。他把革命進程劃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通過報章、書籍、演說、學校等傳播無政府主義，使多數人明瞭將來社會組織的美善；第二步，實行總同盟罷工，推翻強權政府，建立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他還注重個人品德修養，主張寡嗜慾，薄名利，試圖通過個人的自我完善，抵制社會的惡習和虛偽道德。有次心社成員在廣州東園開會，有位吸煙者聽說劉師復到了，忙將紙煙藏了起來。又有一次，某政客乘轎探訪劉師復，一到晦鳴學社附近，趕緊提前下轎步行。
劉師復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在民國初年產生過一定影響，有不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手工業工人接受了他的無政府主義主張。據文定《師復先生傳》記載：劉師復「很慕托爾斯泰的做人」，「以為都市太繁擾，想約同志到鄉村居住，半耕半讀。曾在新安的赤灣，覓得一地，從香港航行，約兩小時可到；面臨零丁洋，右傍宋帝陵，有田七十畝，荔枝五百株，擬名之為紅荔山莊。」後因二次革命興，這一烏托邦計畫擱淺。1915年，旅美的無政府主義者鄭彼岸得聞劉師復死訊，作一輓聯云：「春夢斷江南，紅荔灣頭虛宿約；夜盟記湖上，白雲庵裡痛前塵。」（高軍，1982）杭州白雲庵是心社成立的地方，劉師復曾隱居於此；紅荔灣則是劉師復打算創辦新村的地方。
劉師復是中國信仰無政府主義最堅決的一個，他最令人敬佩的一點是能夠保持言行一致，不單單是對於「主義」鞠躬盡瘁，而且對於他提出的每一個綱領都很認真地去遵守。據說，劉師復一直保持素食，再加上長期勞累，身體異常虛弱。有一次，劉師復生命垂危，醫生告誡他要多吃肉才能治好他的病，但他回絕說「我寧以死自矢，終不破戒」，最終因病去世，年僅31歲。他死後，無政府主義在其門徒的廣為宣傳下得到很大發展，在廣大青年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新村生活雖然從未被心社成員實踐過，但心社仿效了巴黎《新世紀》小組所提倡的集體自助模式：成員們靠部分地由捐助和團體所有的生產企業如餐館和印刷廠所籌集的共有基金養活自己，還居住在共有的住宅裡。他們過的實際上是一種半共產的生活。
1920年，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在無政府主義者劉石心（劉師復的胞弟）的陪同下訪問了昆山知行新村。
是年，墨西哥歸國華僑余毅魂、陳視明等人嚮往新村運動，在江蘇昆山縣子紅村購得25畝地（當時地價每畝20元）和一頭耕牛，蓋了一間磚屋，不久又有黃大昆、鄺即超等加入，建立「知行新村」，大家共同勞動，組織學習。余毅魂、陳視明原在墨西哥從事洗衣業，不會耕種，慢慢向農民學習，就熟練了。女同志經營副業。這批新型農民有文化，不保守，對新事物敏感，相信科學，從農業科學常識書刊中，採用了新方法，取得經驗，把它推廣實踐起來，耕作水平比當地農民要高。有位書畫家王思翁（名任淇，無政府主義者，亦去姓，一般人只知他叫思翁）曾為他們書寫一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葛懋春，198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