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儒學統治：既得利益抵制社會變革的典型事例（簡體書）

劉緒貽，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黃陂縣。1936年考入清華大學。1944年畢業于該校（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聯大），獲社會學學士。1947年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回國后任武漢大學教授。著名美國史專家，主編并參與撰寫六卷本《美國史》并與人合著多種美國史研究專著，著有《黎明前的沉思與憧憬》等著作。

我生在舊社會，年輕時家境清貧，但學習成績優秀。戚族朋友都對我期望甚殷，我自己也希望長大后事業有成，不過我清楚地知道，在舊社會里，“朝里無人不做官”。我家無龍鱗驥尾可攀，進仕途不大可能，也不會有出息，我亦無興趣。這樣，20世紀30年代上半葉在高中讀書時，通過閱讀《獨立評論》，頗慕胡適之為人。當時，我不理解他對國民黨政府是小罵大幫忙，只以為他不懼國民黨政府高壓，敢于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很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他那樣當個大學教授，憑自己良心著書立說。但我又想到，要想長期安安靜靜地在大學里教書、做學問，是有條件的。這就是要國強民富，社會安定；前提條件是中國必須工業化、現代化，使中華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在國民黨政府專制、腐敗政權統治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之故，探索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研究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仁人志士前仆后繼力圖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失敗的原因，便一直成為我知識活動的主流。1944年底去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社會學，也是帶著這個問題去的。雖然思考、研究這個問題涉及方方面面，但在選擇碩士論文題目時不能面面俱到。于是，我想探本溯源，先尋求這個問題的歷史、文化原因，并以“中國的儒學統治——既得利益抵制社會變革的典型事例”作為我的碩士論文題目。經過研究，我認為，中國之所以極難邁出工業化、現代化的步伐，是和中國2000年的儒學統治分不開的。
西漢初期，在陸賈、叔孫通等儒家的誘導下，馬上得天下的漢高祖發現強調“忠君”、“尊君”思想的儒學對其專制統治非常有用，漸相依靠，儒家于是逐漸得勢，并日益獲取很多優惠。到漢武帝時，在董仲舒的慫恿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生只要考試及格，便可不納稅、不服兵役和勞役。他們還試圖壟斷政府官職，而且在西漢元帝時基本取得成功。自此時起，皇室和儒生階層更從儒學中獲得深厚的既得利益。東漢光武帝為了保證皇家統治的穩固，進一步鼓勵讀經，并對未入仕途的儒生也從物質和精神上予以獎掖。這就更增加了讀經的實用價值。隋、唐兩代，鑒于魏、晉、南北朝儒學有所削弱，影響皇權鞏固，于是建立以儒學為唯一或主要考試內容的科舉制度，使以皇室和儒生階層組成的統治階級從儒學中獲取的既得利益更加制度化。從宋代起，科舉制度日益嚴密而強化。宋時儒生犯罪，可以要求延期懲罰。明、清兩代，儒生又被授予許多特權。除皇親國戚外，儒生或士在中國的社會地位居于最上層，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為了報答“皇恩浩蕩”，儒生在解釋、講說、演繹儒學時，總是努力為皇權辯護，擴大與強化皇權，并使皇權神圣化。
出版說明中國的儒學統治為保證和擴大他們的既得利益，也是從漢代起，皇家和儒生階層就相互合作以抑制和鎮壓其他學說和社會群體，比如工商業者、游俠等，使中國社會永遠處于一種靠皇權和宗法制度維持秩序的小農經濟。除魏、晉、南北朝時期稍有變動外，一般說都是這樣的。這種統治階級各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會分層模式，使得統治階級既得利益成為一種非常強大的、抵制社會變革的力量。
由于以上原因，兩千年來中國的朝代一變再變，但都只換了皇室姓氏，而建基于儒家思想的社會總結構，特別是它的政治和宗法制度及其經濟基礎小農經濟，一直是不變而且日益強化的。儒生階層中，舊的家族和個人可能被排除了，新的家族和個人進入了，但作為一個階層，它不僅繼續存在，而且日益加強。凡是不同于或異化于儒學的事物，是不能在中國社會得勢的。比如，儒家階層禁止言“利”，商業和工業知識與技能只要是開始抬頭，便會受到壓抑。又比如，由于儒家鄙視奇技淫巧，侈談玩物喪志，科學技術在中國也受到冷漠甚至壓制。同樣，法學和法家在中國社會也總是處于弱勢。西漢年間就開始了這種壓制，在解放以前的大約300年間，由于西風東漸，建基于儒學的中國社會制度和秩序逐漸動搖，依附于此的中國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脅，這種壓制往往便變得更為典型了。這就是儒學在中國統治2000年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國社會難以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極其重要原因。總的說來，儒學統治對中國工業化、現代化是具有重大阻礙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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