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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民族、國家：《禹貢》半月刊與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簡體書）
- 系列名：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 ISBN13：9787300175102
-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作者：孫喆
- 裝訂／頁數：平裝／256頁
-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 版次：1
- 出版日：201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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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20世紀30—40年代，中國面臨內憂外患，在“救亡”、“經世”兩大思潮的鼓舞，下，中國邊疆研究迎來了第二次高潮。此次高潮中，涌現出眾多的學者、刊物和研究團體，研究成果不斷面世，萌生了“邊疆學” 和“邊政學”等新概念，傳統的邊疆史地研究開始向一門現代學科演進。顧頡剛先生于 1934年創辦的《禹貢》半月刊，即為這一背景下誕生的一份重要的專業學術期刊。孫喆、王江編著的《邊疆民族國家：禹貢半月刊與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以《禹貢》半月刊為主線，從中國邊疆史研究的角度出發，系統梳理該刊物的創辦緣起、邊疆史地和民族學研究狀況，以及顧頡剛、禹貢學會的主要活動，并對同一時期的《新亞細亞》等其他重要刊物、學術團體和學者進行考察。《邊疆民族國家：禹貢半月刊與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藉此探討中國邊疆研究第二次高潮的演進脈絡、特點以及走向“合流” 的發展趨勢，透視當時學者試圖“在真實的學識里尋出一條民族復興的大道來”的不懈探索。
作者簡介
孫喆 1971年生于遼寧岫巖。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從事中國邊疆民族史、清史研究。著有《康雍乾時期輿圖繪制與疆域形成研究》，發表《對1689－1727年中俄外交關系的考察》、《時代變局下知識分子對“致知”與“致用”兩條道路的探索——從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談起》、《淺析影響<康熙皇輿全覽圖>繪制的幾個因素》等多篇論文。
名人/編輯推薦
《邊疆、民族、國家:<禹貢>半月刊與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從中國邊疆史研究的角度出發，通過對第二次邊疆研究高潮中代表性刊物——《禹貢》半月刊內容的系統梳理，總結其邊疆研究特點和地位；同時，不單單就刊物而言刊物，而是以其為主線，對顧頡剛、禹貢學會及同一時期的其他重要刊物、學會和學者的邊疆研究和活動做嘗試性的考察和比較，力求在較為廣泛、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探討第二次研究高潮的演進脈絡、特點和發展趨勢。
目次
緒論
一、20世紀30、40年代的邊疆危機與邊疆研究
二、期刊熱潮與文人論證
三、禹貢學會與《禹貢》半月刊
四、學術史回顧
五、寫作思路和主要觀點
第一章《禹貢》半月刊創辦緣起探討
一、回顧：民族主義語境下的“緣起”
二、對《發刊詞》的重新解讀
三、探討一：從“古史辨”到“古地辨”
四、探討二：一個專業性研究團體的培養
五、探討三：對“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回應
六、探討四：以刊養學
小結
第二章沿革地理與邊疆建構
一、《禹貢》半月刊與“研究邊疆學之第二回發動”
二、沿革地理與邊疆史地
三、邊疆史地與歷史地理學
小結
第三章回到歷史——顧頡剛及《禹貢》半月刊對民族問題的研究
一、20世紀上半期現代民族觀念在中國的傳播
二、《禹貢》半月刊對民族問題之研究
三、抗戰初期顧頡剛對“中華民族”觀念的闡釋
四、顧頡剛民族觀念的淵源
小結
第四章《禹貢》半月刊與《新亞細亞》月刊之比較
一、比較研究之基礎
二、《禹貢》半月刊的邊疆研究內容和途徑
三、《新亞細亞》月刊對邊疆問題的研究
小結
第五章“合流”：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
一、《中國邊疆》月刊和邊疆學的啟蒙
二、邊政學之發凡
小結
參考文獻
附表
一、20世紀30、40年代的邊疆危機與邊疆研究
二、期刊熱潮與文人論證
三、禹貢學會與《禹貢》半月刊
四、學術史回顧
五、寫作思路和主要觀點
第一章《禹貢》半月刊創辦緣起探討
一、回顧：民族主義語境下的“緣起”
二、對《發刊詞》的重新解讀
三、探討一：從“古史辨”到“古地辨”
四、探討二：一個專業性研究團體的培養
五、探討三：對“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回應
六、探討四：以刊養學
小結
第二章沿革地理與邊疆建構
一、《禹貢》半月刊與“研究邊疆學之第二回發動”
二、沿革地理與邊疆史地
三、邊疆史地與歷史地理學
小結
第三章回到歷史——顧頡剛及《禹貢》半月刊對民族問題的研究
一、20世紀上半期現代民族觀念在中國的傳播
二、《禹貢》半月刊對民族問題之研究
三、抗戰初期顧頡剛對“中華民族”觀念的闡釋
四、顧頡剛民族觀念的淵源
小結
第四章《禹貢》半月刊與《新亞細亞》月刊之比較
一、比較研究之基礎
二、《禹貢》半月刊的邊疆研究內容和途徑
三、《新亞細亞》月刊對邊疆問題的研究
小結
第五章“合流”：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
一、《中國邊疆》月刊和邊疆學的啟蒙
二、邊政學之發凡
小結
參考文獻
附表
書摘/試閱
至于科學方法，顧頡剛曾對自己的治學方法做過一個總結：“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許多散亂的材料，再用了這些零碎的科學方法實施于各種散亂的材料上，就歡喜分析、分類、比較、試驗、尋求因果，更敢于作歸納，立假設，搜集證成假設的證據而發表新主張。”后來，他在名為《中國之史學》的講演中，又再次提到“科學方法”，“綜觀我國以往對于史學的貢獻，僅僅有創作、札記之類的東西，這半世紀以來，因為受了西洋學術的影響，大家才知道運用新的科學方法對史料作有系統的比較的研究，例如中西交通史，在以往史籍里的記載，東鱗西爪的，略而不全，現在運用新的方法把阿拉伯、拉丁等和我們固有的史料參照印證，中西交通的真相才逐漸明了。又如邊疆史，也須藉突厥文、維吾爾文等比較研究，才能獲得結果”。可見，在他的理解中，所謂科學方法就是在搜集各種材料（尤其是考古發現、語言文字等新材料）的基礎上，進行實事求是的、不受門派、道統制約的比較研究。如果因循這樣的路徑，那么即便是古史研究也是科學研究。
因此，他認為，雖然“我們的功力不但遠遜于清代學者，亦且遠遜于宋代學者”，不過“我們所處的時代太好，它給予我們以自由批評的勇氣，許我們比宋代學者作進一步的探索——解除了道統的束縛；也許我們比清代學者作進一步的探索——解除了學派的束縛。它又給予我們許多嶄新的材料，使我們不僅看到書本，還有許多書本以外的東西，可以做種種比較的研究，可以開出想不到的新天地”。
顧頡剛對科學方法的認知，從其對王國維的評價上也可看出端倪。1927年，王國維去世后，顧專門做了一篇悼念文章，以表孺慕之意，“我對于他雖少往來，但是戀慕之情十年來如一日”。他在學問上“是一天比一天進步的”，到近數年“別人禁不住環境的壓迫和誘惑，一齊變了節，惟獨他還是不厭不倦地工作，成為中國學術界中惟一的重鎮”。“他的學問，恐怕一般人要和別的老先生老古董們相提并論，以為他們都是研究舊學，保存國粹的；這是大錯誤。學問的新舊決不在材料上，而在方法、思想上。”“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學的方法，不過這一點他因為和遺老的牌子有些沖突，所以諱莫如深而已。他對于學術界最大的功績，便是經書不當作經書（圣道）看而當作史料看，圣賢不當作圣賢（超人）看而當作凡人看……他已經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許多。”他“是一個舊思想的破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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