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漢書(十)傳(6)

本冊為《漢書》列傳最後的卷95至卷100。除了〈西南夷兩越朝鮮傳〉、〈西域傳〉和〈外戚傳〉等專傳外，還有與終結西漢歷史有重大關係的〈元后傳〉和〈王莽傳〉，以及屬於班固自序的〈敘傳〉。
王莽篡漢成功，登上皇位，建立新朝，班固將此期間王朝的更替興亡，結合王莽的個人經歷，全部記於〈王莽傳〉，是關於兩漢之際的基本史料。班固因為以漢家為正統，不以帝紀記王莽，但〈王莽傳〉雖無帝紀之名，而有帝紀之實。〈王莽傳〉分上、中、下三分卷，比所有西漢皇帝的帝紀要長得多。這大約是班固想把王莽荒唐的治蹟更多地載入史冊，使後人能從中得到有益的鑑戒。
王莽之所以能篡漢成功，正如班固在「贊」中所分析，一方面在於王莽手段與野心，一方面憑藉的是「天時」。成、平、哀三帝不僅沒有子嗣，而且政治上腐敗無能，倚重外戚，西漢王朝的衰落已成必然之勢。在王莽篡漢過程中，託古和符命是他實現政治野心的兩個銳利工具，而這兩點也都與西漢中期以來社會思想的發展密切相關。但當王莽實現野心之後，他似乎也為他所利用的蠱惑工具而迷惑，沉迷於他自己所編織的空想王國，以致倒行逆施，造成中國歷史上一場不可避免的災難。

主要注譯者：
吳榮曾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劉華祝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導讀(節錄)
三、《漢書》在史學和文學上的地位
《漢書》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斷代史。唐代劉知幾將從古到漢的史書分為六大類，《漢書》屬於其中的一類。《漢書》成書在《史記》之後，因而有些地方是在摹倣《史記》，但其結構和內容方面都比《史記》為完善和豐富。《漢書》為後世斷代史的編撰奠定了基礎，甚至對斷代史以外如《九通》一類的著作也有相當的影響。清代章學誠以為，班固的《漢書》是後世史書的「不祧之宗」。確實，《漢書》成為後代修史者所遵奉的範式。
班固是東漢時有名的賦家，實際上他在散文寫作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後漢書‧班固傳》對他的文章評為「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後世不少人指出班固文風的特點，還有嚴整的一面。他不僅長於敘事，也善於刻劃人物，在語言文字的錘練方面有很深的功力。早在南朝蕭梁時，蕭統的《文選》就收了《漢書》中某些紀傳之贊。很明顯在《文選》這部著名文章選集中，班固的《漢書》也獲得了蕭統很大的肯定。後代人受其影響，在古文選集中選錄《漢書》中的文章者頗多，如清乾隆時姚姬傳的《古文辭類纂》，收入《漢書》中的若干篇書、疏類的文字。宋以後人將班固的散文作品和韓、柳等的文章同等看待，作為後人學習古文的楷模。清代著名史學家梁玉繩認為《漢書》「卓然為史家之宗」，同時也認為其「文章雄跨百代」，如此的評論對《漢書》來說無疑是很合適的。
四、《漢書》的版本和注釋
保存至今的宋版《漢書》有好幾種。一是過去稱為北宋景祐本者，商務曾將其收入百衲本的二十四史中。現經查明，此書雖為北宋人所刻，但至少後來經過南宋人的遞修。又一宋本是南宋慶元時劉之問刊本。現國內僅存一部，在北大圖書館。此書收入北宋劉攽、劉敞、劉奉世和宋祁的校記，這對於校訂《漢書》的文字是極有用的資料。明代嘉靖九年有南監本和北監本，這是官修的《漢書》。明代其他刻本較多，有嘉靖時汪文盛刊本，這和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閣本都被稱為善本。
清乾隆時刻《二十三史》於武英殿，其中《漢書》以明監本為底本，據南宋慶元舊本「補缺訂訛」、「尤加詳慎」。故殿本《漢書》素稱「校勘精善」。道光四年，新修殿版，錯字很多。清末莫友芝和後來民國時的傅增湘，都以為此本「多為淺學誤改」。而清末時光緒廿九年上海五洲同文書局石印本的殿版《漢書》，如將其和殿版原刻本相比，文字差異不少，知道石印本依據的乃道光本。而從民國至今，各種所謂影印殿本，也多據清末石印本，和殿版原刻本有差異。唯民國五年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殿版《漢書》出於乾隆刻本，勝於其他覆本。
早在東漢末，就有服虔、應劭為《漢書》作注。到魏晉時尤盛，有李奇、鄧展、文穎、蘇林、張晏、如淳、孟康、晉灼、臣瓚等。唐劉知幾以為：「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又說：「至于專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
臣瓚其人的歷史不詳，其年代或在西晉時。他把各家注集合為《漢書集解音義》廿四卷，各家注從此就不易失散了。南朝末的蔡謨，將臣瓚的《集解音義》散入《漢書》，這也是《漢書》帶上各家注的開始。
唐太宗貞觀年間，顏師古為《漢書》作注。師古之叔遊秦，就作過《漢書》注，因此師古注帶有家學的特色。顏注屬於清人所說的「遍體施注」型，對於出現於書中凡涉及到史實、典章制度、地理等方面的重要內容，都會作出必要的詮釋，甚至對有些人們所不太熟悉的單字，也作出釋義或注音。注的順序是，先引用前人的注釋，然後表明自己的看法。清《四庫總目提要》認為，顏注「條理精密，實為獨創」。確實，後世讀者依靠顏注，閱讀《漢書》就比較容易了。前人把顏注和杜預的《左傳注》相比，以為顏注是《漢書》的「功臣」。
宋人在《漢書》整理方面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北宋的宋祁、三劉都有關於《漢書》的校注成果。宋祁據當時他所能看到的多種《漢書》抄本而作出校記，這是極有用的校勘材料。三劉皆精於漢史和《漢書》，他們對顏注有所匡正，對於《漢書》字句的解讀也提出了不少有用的看法。南宋時刻的有些《漢書》，把宋和三劉的校注都補在顏注之後，這對讀者很有用處。乾隆時的殿版，盡量把宋祁和三劉的注都收入書中。
宋人還就《漢書》中的〈志〉作專題研究，如南宋的王應麟作《漢書藝文志考證》。錢文子作《補漢兵志》。《漢書》有專記兵制、刑制的〈刑法志〉，但兵制部分太簡略，故錢氏從《漢書》等書中輯出有關兵制的記載，彙輯成《補漢兵志》，對讀者很有用處。
清代學界的證經考史之風大盛，整理研究《漢書》的著作數量極多。
一、為全書作注解的有沈欽韓的《漢書疏證》、錢大昭的《漢書辨疑》、周壽昌的《漢書注校補》。
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念孫《讀書雜志》，三書中都有《漢書》部分，對某些字或辭彙有考證。
三、對有些〈志〉、〈表〉、〈傳〉的考證。清人這方面的著述數量也很多，以〈地理志〉為例，有王紹蘭《漢書地理志校注》、錢坫《新校注地理志集釋》等十餘種。屬於〈表〉的有萬斯同《漢將相大臣年表》、夏燮《校漢書八表》、梁玉繩《人表考》。〈傳〉的方面有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
四、以集解的形式為《漢書》作注釋。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實際上是為《漢書》作集注或集解。他把魏晉到清的各家注釋、考訂的成果都吸收進來，故資料極其豐富，對讀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王氏曾對《尚書》、《詩經》和《莊子》、《荀子》等書作過集釋，使他在整理古籍方面獲得豐富的經驗。這是他在對《漢書》所作的注解工作能達到更好的水平的重要原因。他作的注釋具有以下一些特色：一是對文字的校正。版本方面的主要依據是宋祁引用的許多宋抄本的資料，並利用了殿本的校勘成果。另外，也根據唐宋類書或《通鑑》的引文以校正《漢書》。二是對書中的單字或辭彙，按照訓詁學的方法作出合理的釋讀。王對歷史地理較為擅長，書中凡涉及這方面的內容，他都有詳盡的闡明，這也是此書受到後人稱許的一個方面。三是對《漢書》所涉及到的史書或典章制度，詳加考證。大多言必有據，態度謹嚴，可信程度高，對深入研究漢史很有用處。
《補注》刊行於清光緒二十六年，在此以前或以後，集注或補注一類的作品不少，從其資料的豐富程度和論斷的謹嚴方面，都不如《補注》。目前大家公認，王著是現有《漢書》中的最佳注本。
從宋到清，讀《漢書》的人，無論是從史學的角度，還是從文學的角度，都有不少的讀後心得。這些心得對想要深入了解《漢書》的讀者頗有啟發的作用。明晚期的凌稚隆，把前人讀《漢書》的心得匯集起來而編成《漢書評林》，隨後又有鍾人傑、陳仁錫諸家編集了補《評林》之類的書。這些書一般都是把評論放在書中有關內容的書眉之上，或是放在文末。這可使讀者免去一些翻檢之勞。
《漢書》中古字或異體字、通假字不少，這給初學者帶來不少麻煩。凌稚隆在書中特別摘錄出古字、借讀字、同讀字，這對初學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王先謙站在清代樸學家的立場，對《評林》頗有微辭，以為「明代史評大暢，競逐空虛」。這樣的評價未免太過分，這可能忽略了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的要求。

北京大學歷史系　吳榮曾

第十冊



卷九十六上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五五一三



卷九十六下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五五五四



卷九十七上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五六○一



卷九十七下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五六六八



卷九十八 元后傳第六十八 五七三三



卷九十九上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五七七五



卷九十九中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五八七三



卷九十九下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五九五二



卷一百上 敘傳第七十上 六○二九



卷一百下 敘傳第七十下 六○九○







後　記　六一五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