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自由而自首：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2013/5/29 自由：台灣女婿吾爾開希，無法原諒中國政府軍事鎮壓〈點選可見相關閱讀〉

「中國自由，我才自由！」
二十四年來，吾爾開希首度出書，
表明他為何多次向中國投案自首的心路歷程。

吾爾開希，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之一，之後離開中國，成為一名流亡者已經二十多年。當年，他基於愛國而走上街頭、在天安門廣場上站到最後一刻，從此再也無法回到那片土地。被中國政府通緝的他，曾三度赴中國海關自首投案未果。在本書中，吾爾開希將親自揭示：他從六四以來的心路歷程、他於情於理選擇自首的原因、他為何自認也是台灣人、他對中國、台灣的兩岸願景是什麼？以及為何請大家重視西藏僧人自焚與維吾爾族的問題？

在台灣，吾爾開希不斷提倡學運、公民參與和基於自由主義的理性精神，對大陸彰顯出台灣的民主與自由價值，討論總統大選、轉型正義、學運與民運，而他也不斷以身投案，也多次挑戰了港澳的邊境管控，以及兩岸面對人權議題的曖昧態度。

對於中國，他保持異議人士的身分，他多次回顧在六四的經驗，希望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這樣使命感至今仍在他的身上。因為中國政府對學運的軍事鎮壓，他多次明言「我無法原諒」。回顧學運之外，書中也涉及他對當代中國的種種批判，包括了他撰寫長文分析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分析茉莉花革命，也評論劉曉波得獎後的各方反應。這些文章在在顯示出吾爾開希力圖透過言論和行動改變中國的決定，而也是他選擇自首的原因之一。

很多流亡者都存在認同問題，吾爾開希擁有中華民國身分，是理所當然的「台灣人」，那麼他還有作為流亡者的焦慮嗎？台灣人？中國人？這些標籤在他的身上如何兼顧？對他而言，似乎還有一個新疆維吾爾族人的族群認同。吾爾開希自稱是個自由人，並且可以為了自由而自首。

自由，不是憑空而來，也不是避世偏安就可以保持，自首，可以是一種自由選擇和自由意志的結果，馬丁路德金曾說過：「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是對每個地方公正的威脅。」吾爾開希說：「不要因為我們對荒謬習以為常，就以為這荒謬天經地義！」

這是一本流亡者的自由書，一份中華民國籍民運人士的自白書，
《為自由而自首：吾爾開希流亡筆記》，鄭重上市。

吾爾開希

中國異議分子，民運人士，政治評論人。維吾爾族，出生於北京市，新疆伊寧人，原就讀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是八九學運的領導成員，與王丹、柴玲等同為當時學生領袖之一。於北京成長，亦曾在新疆接受三年教育。現持中華民國國籍，現定居於台灣台中市，曾以「國際人權同盟」代表身分，出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大會並提出報告，曾任中國民主基金會主席，至今仍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緝中。《為自由而自首》是他的第一本書。

余英時、蔡詩萍
專文作序

林濁水、胡忠信、張鐵志、楊憲宏
一致推薦

「他的知識面廣闊、批判力鋒銳、判斷力精準，無論是推動民主還是評論時事都是如此。」
-----------余英時

「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中，吾爾開希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成為「台灣女婿」，扎根基層，深入觀察，進行宏觀的人文思考，回到靈魂深處，探討中國民主發展的走向與意義。民主政治就是「創造性破壞」，也是回歸自由民主人權的核心價值。本書是回顧，也是前瞻，是政治地圖也是方向願景，值得推薦與分享。」
-----------胡忠信(政治評論者)

推薦序
事事關心 余英時／作

最近我有機會和吾爾開希長談，又拜讀了他的論文集－《為自由而自首》，十分欽佩他二十多年來的進步和成就。開希要我為他的文集寫一篇序文，紀念「六四」民主運動的二十四週年，我覺得義不容辭。
開希流亡差不多己四分之一世紀了。在這一漫長的時期中，他不但一直在繼續著民運的大業，而且也通過閱讀、觀察、生活體驗等等管道成長為一個極其桌越的政治評論家了。從談話和文集中，我深切認識到：他的知識面廣濶、批判力鋒銳、判斷力精準，無論是推動民主還是評論時事，都是如此。

但是追究到底，這些特色是和他的基本人格取向分不開的。我覺得他的基本人格中一個最重要的向度便是「關心」。明末東林學派的領袖們留下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名言。文革時迫害致死的鄧拓寫遏一首廣為傳誦的詩，其中兩句說：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
可知「關心」早已進入中國知識的傳統了。開希「從小喜讀古書」（〈「識正書簡」之我見〉），我相信他的「關心」必輾轉從這一傳說中得來。
由於「事事關心」，他在中國便關心中國，在台灣便關心台灣；他既出於維吾爾族，當然更不能不關心新疆。推而廣之，他對西藏人的遭遇也同樣抱著無限的關懷。他說，他是維吾爾人，也是台灣人，只有中國自由了，他才自由。這些話都發乎內心，我是深信不疑的。

「事事關心」便不能有限制。所以他對狹隘民族主義深惡痛絕。因為民族主義一旦走上狹隘之路，人們「關心」的範圍便越縮越小，二戰前義大利的法西斯、德國的納粹和日本的軍國主義便提供了典型的例證。如何防止狹隘民族主義的復燃在今天的中國尤其是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正如開希在〈狹隘民族主義形成的原因〉和〈抗戰勝利該給我們的啟發〉兩文中所說的，中共為了維護其一黨專政的統治，「採取了和當年納粹、法西斯、軍國主義一樣的模式，宣傳虛擬的外國威脅來凝聚國民對國家的支持，並蓄意模糊和混淆國家、政府及執政黨之間的分界。」其結果則是「今天在中國一些網站上充斥著和當年，戰爭爆發之前與東京、柏林、羅馬相同的言論。」

同樣的，由於他的「關心」是沒有限制的，自一九九六年定居台灣以後，他始終能超越於一切黨派觀點之上。他因為喜歡台灣而自覺地成為一個台灣人。他告訴我們：
因為喜歡，自然關心，而進一步就有了承擔。…從關心教育，關心治安，到進一步關心政治，都不再僅僅是以外人的身份。（〈我也是台灣人〉）
但我們一讀集中「關心」台灣的政論，便會立即發現，他的批判完全以理性為依歸，不問國民黨或民進黨，不管在朝黨或在野黨，不分藍或綠，甚至也不考慮和他個人關係的親或疏。很顯然的，在寫這些文字時他「關心」的是整個台灣。

不必諱言，「關心」中國大陸一定是他時時刻刻不能去懷的隱痛。二十四年了，他日夜思念著雙親而中共則下定決心不讓他有任何可以和父母相見的機會。他的父親一向害怕共產黨，但開希告訴我們：有一次父親竟然，用激動的語氣說出了他這幾年在電話中最無懼的一句話：「祝你們爭取一個沒有恐懼的社會的努力早日成功。」（〈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我讀了這句話非常感動。「免於恐懼」是羅斯福總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所提倡的「四大自由」之一（”freedom from fear”），現在連最怕共產黨的人也「無懼」地說出這句話來，「中國自由」的日子應該不遠了。二十多年來，開希為爭取「中國自由」作了無數的努力，最近竟三次「為自由而自首」。諷刺的是，二○○九年中共駐澳門的聯絡處、二○一○年東京駐日大使館和二○一二年華府駐美大使館都不敢接受他的報案。這次是輪到中共「恐懼」了。「中國自由」離我們更近了。是為序。

二○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寫於普林斯頓

自序

流亡者的五個名詞——希望˙堅強˙責任˙理想˙自由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兩點，日本廣島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在經過上午的開幕式後進入正式會程。大會司儀宣佈會議開始後介紹第一位上台的演講者：「天安門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我在全場起立鼓掌歡迎聲中走上講台，開始我的發言：「很榮幸受邀在如此重要的場合表達中國異議分子的聲音，雖然，我更希望站在這裡的不是我，而是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我的好友，我的導師。」

我演講的題目是「希望帶來變革」，劉曉波是個富有理想的人，同時又是一個願意抱持希望的人。他在被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起訴，宣判當日，在法庭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甚至對中國的監獄以及司法程式的一步步規範化也表達了讚賞。這是一個對中國的專制抨擊多年，為此第三次身陷囹圄的人，是一個從二十多年前就立志為推動中國的社會變革而全力以赴、萬死不辭的人，他當然絕對不是一個鄉愿到認為中國的今天有所進步就該受到讚美、收到接納、收到擁護的人；他在最後的陳述中表達對中國在共產黨統治的一點點進步的肯定是在表達希望，是在表達只要對中國的未來抱有希望，無論你的政治立場為何，都可能因為這點希望而帶來變化，而這些變化最終會給中國帶來我們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以及現代文明。

然而，「希望」這個名詞對於一個流亡者來說是多麼奢侈！
這一天的十七個月之前，二〇〇九年六月三日，我從台北搭上長榮班機前往澳門。澳門是我持台灣護照，無需簽證，可以合法進入中國國境的唯一地方。雖然那裡仍然是特別行政區，但這已是我能夠在這一天到達的中國最近的地方。更何況，那裡有中國政府機構，我的計劃是在第二天，「六四」屠殺二十年週年當天，走入中聯辦，向我遇見的第一個中國政府官員大聲宣佈，我是中國政府通緝犯，前來自首，請安排我回到北京受審！
我已在臨行前委託在台北的朋友，在登機後替我發表聲明：

今天是二〇〇九年六月三日，我是吾爾開希，流亡的中國異議分子。
一九八九年，中國政府血腥鎮壓了發生在北京的民主運動，也就是「六四屠殺」，鎮壓之後，我受中國政府通緝，名列二十一個學生領袖第二名，被迫逃離中國，開始了我的流亡生涯。
今天，我決定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向中國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尋求投案。

二十年來，中國政府奉行流放民運人士的政策，相當一批異議分子被迫流亡海外。流亡者追求回家權力的抗爭從未停止，而中國政府對我們的這扇門則始終緊閉。
我不能回到中國而我的父母又受到中國政府限制出境，其結果，我已二十年未得與家人相見，我和我的父母為此受到極不公平的磨難。這是一個中國政府極其殘酷而無恥的行為，即不符合人類文明基本準則，也不符合中國人的傳統價值，更不符合包括中國憲法在內的各種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公約。

經過多年努力斡旋而沒有結果，我今天決定以投案這樣一種方法爭取回家。
我的投案絕對不應被理解為我承認自己二十年前的行為是違法和錯誤的，我在此重申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的慘劇，中國政府負有完全的、不可推卸的道義、政治及法律責任。我在投案之後，將利用中國法庭這樣一個表達平台，與中國政府對此進行爭論。我希望在二十年後，中國政府在「六四屠殺」這個歷史問題上能夠有新的立場，承認罪行，向全國人民道歉，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並向受難者家屬乞求寬恕。

我已於今日下午四點二十分，搭乘長榮BR805班機前往澳門，澳門是我持台灣的護照可以免簽證而進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我將於明日，六月四日，國殤日二十週年當天，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絡辦公室，尋求安排投案及引渡相關事宜。
感謝大家的關心與支持。
吾爾開希

流亡二十年不得回國，這是精神酷刑；二十年見不到父母家人，這不僅對我，更對我父母來說，已超過精神酷刑，他們受此折磨只是因為他們的兒子二十年前的言論和行為不見容於中國政府，這是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所無法容忍的野蠻原始的行為。我要以投案自首強烈抗議！我要回家，哪怕這回家意味著牢獄；我要見到日漸年邁的父母，哪怕這見面將是以探監的形式；我要繼續尋求二十年前中國大學生在街頭提出的與中國政府的「對話」，哪怕這對話以起訴和答辯的方式進行！

然而，我在澳門機場被扣留，並於第二天被強行遣返回台灣。那天晚上，我在澳門機場的移民局拘留室狹小的房間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時鐘到達十二點，六月四日，二十年了！難道我們將來都會是在海外紀念這一天嗎？難道我們離中國最近的就是這澳門機場小小的拘留室嗎？
在這一天，「希望」這個概念，離我好遠。
如果說流亡是精神酷刑，那麼流亡中失去返國的希望，則使得這一酷刑變得幾乎一分鐘也無法再承受！

演講結束，我與幾位我極為崇敬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會晤，並召開記者會，繼續呼籲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容忍和傾聽不同的聲音。當晚，我回到廣島王子飯店二十層樓的房間，憑窗遠眺，夜景非常迷人。我看著廣島灣中的燈火，說不定，那移動中的某條貨輪，即將前往中國的上海港？這時突然意識到，我流亡的時間已經超過二十一年又四個月——也就是說，我流亡的時間已經超過我在中國生活的時間！
一股已經很久不曾感受的巨大的悲傷情緒湧上我的心頭。

很久不曾感受絕不是因為遺忘，流亡是不可能被遺忘的，即使在心情最為愉快的哪一天，比如兒子的出生，那流亡者的感受也從來不會真的消失，那是一種憤怒加上更多是思念的酸楚的複雜情感，每當希望的感覺低落，這感受中就會多出悲傷。但二十年的時間，我們也早已學會承擔起這些複雜的情感，懷著理想，堅定地抱持希望。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堅強」：不需時時想起，也絕不會一夕忘記。學會堅強是每個流亡者的基本功課，學會堅強，就不會常常受到悲傷情緒的衝擊。

在我來到廣島五個月之前，又是六月三日，也是在日本，我試圖從成田機場搭機，經北京前往曼谷。我的計劃是在飛機抵達首都機場時，再次向中國官員聲明，我是中國的通緝犯，現在中國領土上尋求投案自首。儘管這次我的行程保密到家，機票也是在前兩天才在網路上購得，我在成田機場試圖搭機時，地勤的日本小姐一臉訝異、一臉狐疑地看著螢幕告訴我，這張看來一切沒問題的機票，被中國政府Cancel（撤銷）了。我投案自首的努力再度挫敗。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當天，我在中國大使館門前參加「六四」紀念活動，一躍翻過日本員警圍欄，試圖闖入中國大使館，再次向大使館「自首」尋求引渡回國。我記得那天站在大使館門口的心情，應該比起一年前在澳門更加憤怒、更加悲傷、更加絕望。

日本機動隊五、六個訓練有素的員警在幾秒鐘之內牢牢抓住了我，我再一次離中國領土幾步之遙而不得其門而入，之後的兩天，我在東京拘留所渡過，在囚室中渡過六四當天似乎要成為我獨有的紀念方式了。
再過了幾個月，十月八日，挪威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佈，深陷獄中的中國異議分子，零八憲章的起草人，八九學運的參與者，我的好友和導師劉曉波為二〇一〇年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

兩天後，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找到我，希望在劉曉波繫獄且無法聯絡其妻子劉霞的情況下，邀請我到廣島與會，發出中國異議分子的聲音。
當在廣島的兩天，日本以及國際媒體把正在日本參加亞太經合會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美國總統歐巴馬，日本首相菅直人，再加上達賴喇嘛和我的合照並列排出，並提出中國人權與政治改革這個議題時，呼籲釋放劉曉波時，我感受到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走上街頭時所受到的全世界的支持，這種久違的感受使得「希望」這個概念又似乎再度走近了我。
今年，二〇一三年，本書出版時，六四紀念日又屆，我們仍然在海外，同時我們學會的堅強和希望也已深植我們的心中。

這希望到底是什麼呢？除了最終我能夠回到中國，進入中國的一刻親吻久違的土地，擁抱我的父母，祈求他們的原諒，回到天安門廣場向「六四」英靈報告這二十多年來我們的努力。這希望總是要具體到能夠讓六四英靈感受到當初為之犧牲的理想實現有日吧？

如果說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僅有兩頁，它一定會記載兩件事：兩次世界大戰及之後幾十年的冷戰，也就是反法西斯和反專制，而這兩大戰役都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之下，這就是二十世紀歷史的主軸。二十四年前在柏林牆倒塌，東歐、蘇聯共產黨國家一個個走入歷史的時刻，整個世界因為感受到期盼千年的和平與文明正在降臨而歡欣鼓舞，自由、民主戰勝專制，完成了二十世紀的歷史使命。中國的大學生雖然在八九年走上街頭，啟動了這場戰役最後一場勝利戰鬥的序曲，卻在這場全世界參與的嘉年華中缺席，全世界也為中國傷痛也扼腕。

「六四」屠殺，令成百上千個家庭破碎，母親悲傷；中國沒有走上民主與自由的路，卻走上了員警統治、權貴專制。「六四」把我這個當初二十一歲的初生之犢變成了經過流亡二十多年的中年人，今天的我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堅定的異議分子堅定的民運人士。我們學會了希望，我們學會了堅強，我們更需思索二十四年前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以血腥的方式收場，把我們造就成為異議分子這件事對我們的意義為何？
我們要謹記另外一個名詞：責任。

我堅信，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時期，在這個時期，專制將褪去，自由與民主即將落地生根，中國人將面對一個在自身歷史中未曾經歷的轉型過程。而歷史進程剛剛走過的這幾十年，共產黨專制對人性進行了無情的摧毀，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因數在中國一旦誕生即受扼殺，在這些使得對民主對於公民意識的呼喚將會是一個嚴峻的課題；此時民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都會在中國找到土壤而萌芽，而成為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所需的自由民主價值要怎樣或者說能不能在中國順利誕生？傳統文明中的社會和諧、榮譽、忍讓等精神與現代文明中的個人權利、表現等精神如何找到相容的根基？幾十年共產黨殘暴統治所遺留的社會正義課題如何解答，民族之間的仇恨如何消解？

二十多年來，仍然願意以「天安門一代」以「民運人士」自稱的夥伴們，一直都在思考。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面對這些嚴峻的題目的方式和角度，我流亡，使我失去回到祖國的自由，卻也宿命般把我拋向這世界最為自由的地方，我先後在法國、美國和台灣生活，如飢似渴又如魚得水地汲取自由民主的養分。我，在流亡中學會永遠胸懷希望，永遠堅強，永遠牢記責任；在此之外，學會要作到這些，必須找到源源不絕的動力，我的動力來源是理想，我的理想是自由。

推薦序　事事關心 余英時
推薦序 與時俱進的六四思索者 蔡詩萍
自序 流亡者的五個名詞——希望˙堅強˙責任˙理想˙自由

第一部－我也是台灣人

我也是台灣人
「台灣人」的定義
何謂?認同台灣」？
二二八，記憶中痛苦的日子
國家人權委員會不宜設立於總統府
對於死刑存廢的思考
深綠與淺綠
從施明德失言看台灣的社會文明發展
廖萬隆失言事件之我見
江霞憑什麼當華視總經理
民進黨陷入嚴重的民粹誤區
民進黨沉淪莫此為甚
苦等不到的道歉
陳水扁的輝煌
馬英九的特質
不近人情與有情有義
王金平，馬英九，說出你們對國民黨的願景
我為何要參加這場學運？
我看遛鳥俠事件
成龍大哥多慮啦!
我的一次公民參與
二?一二，總統大選前夜的台灣

第二部－兩岸的棋局或困局？

台灣人一直不懂的兩岸關係真諦
「十條論」明顯侵奪台灣政權
美國在兩岸棋局中的角色
要讓汪道涵認識台灣的什麼？
提到人民眼前的「獨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令人懷疑的大陸政策思路
統一是不是選項之一？
一個中國，率先表述
「廢統」的淺薄政治涵義
在對立後面
「識正書簡」之我見
從中國遊客的行為舉止談國家社會文明
知恥近乎勇
我們的自由開始溶解！
郭冠英被台灣?真理部」和諧了
嚴峻審視「兩岸和平協議」
馬英九的兩岸兵法
沒有世人關注，民運仍在堅持
台灣與民運，民運與台灣

第三部－中國自由，我才自由！

中國自由，我才自由！
爭民主與愛國
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
我們來晚了，太晚了，對不起！
六四之時解放軍的死傷該如何看待？
人們因無法得到真相而憤怒
真相與和解
淺談言論自由
陳一諤的言論自由
劉亞洲的轉變
日本極右派
抗戰勝利該給我們的啟發
「西方民主」這個名詞隱藏的謬誤
談「不干涉他國內政」
談「普世價值」
淺論「體制內改革」
中國的政治改革思考方向
與王丹談「愛國」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評論劉曉波獲獎（之一）（之二）（之三）
我所理解的?我沒有敵人」
我無法原諒
不會因迴避而遺忘的人性
鄉愿成就了邪惡
比惡魔仁慈一些的壞人
給張藝謀建議《英雄》續集腳本
《唐山大地震》觀後
先國家發展，後公民權力？
我對博客上「憤青」的一些看法
我為何選擇投案？
香港應給與民運人士入境許可
我為何第三次向中國政府自首？

第四部－我是維吾爾人，更是個自由的人。

我是維吾爾族
關於「七五」烏魯木齊流血事件的聲明
烏魯木齊的血該讓我們面對的事實
一切從理解開始
在「七五週年」思考民族仇恨
溫和理性遭到重判
談熱比婭來台簽證遭拒
淺談兩岸的民族政策
焚燒「可蘭經」事件的思考
馬來西亞的民族政治
狹隘民族主義形成的原因
漢人的情緒
西藏僧尼自焚的思考

內文節錄試閱一
我也是台灣人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結束在美國舊金山的學業之後，搭上華航班機，來到台灣，開始了我自此十幾年的「台灣人」生涯。
台灣，對於任何一個大陸人來說都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在我童年，文革時期，台灣是寶島，但也是需要去「解放」的寶島。我們那時被灌輸的概念是所有專制國家同樣簡單的概念，那就是，「我們的國家是最好的，我們的領袖是最偉大的，我們的敵人是最邪惡的，我們的敵人統治下的人民是最不幸的。」後來知道，台灣當年對人民的教育也是一樣，我確信黨年的納粹德國、今天的金氏北韓也都一樣。

但當年中國的敵人可不止蔣介石，還有赫魯曉夫、勃烈日涅夫；還有尼克森、卡特；但台灣和美國，和蘇聯還是有不同待遇，台灣是寶島，台灣人民是同胞，台灣有美麗的阿里山、日月潭；而我們不需要去愛美國和蘇聯人民，沒有被教育去嚮往洛磯山、伏爾加河。我們每次提到台灣，哪怕是說「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也必定是充滿柔情。台灣，對於中國人一直是一個神秘、美麗、遙遠不可達的童話地方。
但當然，除了文革時期赤裸裸的欺騙宣傳，說是苦難的台灣人民在蔣匪的殘暴統治之下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之外，那段時間關於台灣的資訊極少。我還記得，八○年代初，那是個什麼都在變，越來越開放的時代，連電視新聞也從三十分鐘制式八股，變成六十分鐘相對活潑再加上國際新聞的節目，即使如此，關於台灣的新聞也是絕無僅有。但某一天開始，中央台的新聞聯播結束時的各地天氣預報決定增加了一個城市，叫做台北。當人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聽到「台北」的播報時，應該都是屏氣凝神的，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十來歲時所看到的那個畫面，那是一個巨大的紅色中國式建築，矗立在半山。多年後，我知道了那是圓山飯店，再多年後，我親身踏足進入了那個富麗堂皇的大廳，甚至在那家飯店住了整整一個月，至今，那裡的一樓大廳後端氣派非凡的三層步梯後面藏著的一家麵點餐廳，仍然是我在台北最愛去的午餐地點之一。

圓山飯店的畫面作為台灣的具象映在我腦中之後幾年，台灣電影《汪洋中的一條船》獲准在大陸上映，應該是在一九八四年前後吧，我還是個初中生，坐在電影院裡看著當時並不認識的秦漢所飾演的從未聽說過的鄭豐喜的勵志故事，目不轉睛盯著電影畫面帶到的台灣的面貌，台灣人的面貌，故事反而沒那麼注意。台灣，這個過去遙遠、神秘的地方變得真實，而且與我們過去所想像的和被要求想像的樣子都不一樣。

記得學運期間，接觸到很多國外來的記者，通過這些記者可以瞭解到很多國外的事情。這時的中國已經開放十年，但資訊流入的管道仍然有限，而且被政府嚴格監控。我們宛如透過窗縫看著外面的世界，用想像力把零落、片段甚至扭曲的畫面重組，形成我們的世界觀，每天可以接觸很多國外來的人，跟他們談到我們關心的事情，這是學運期間我們這些「學運領袖」才有的一個非常令人羨慕的殊榮。這些外國記者之中最多的是香港人，但往往令我們更感好奇的是不多的幾位台灣記者，他們也許不像香港記者那麼積極、那麼興奮；但似乎更安穩也更能理解我們的渴望。我還記得在那時認識了後來成為台灣電視媒體紅人的鄭弘儀。

這時，我們已經知道台灣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的、富足的地方，那裡的人民比我們幸福得多，但當然，這個時候，我們早已經知道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比我們自由、富足而幸福。只是這台灣人的幸福卻因為我們從小被培養出來的同胞觀念依然存在，而變得那麼直接，可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羨慕甚至嫉妒在裡面吧，算不算是嚮往呢？沒那麼簡單，但想要知道更多，想要瞭解更多卻是絕對的；當然，也會不切實際地幻想有朝一日能夠到那裡。

一九九?年十一月，我以民運人士身份受邀第一次踏上台灣，參訪一個月，從此與這裡結下極深的緣份。之後的六年，我每年至少在台灣一個月，有時長達兩三個月，並在美國與一位台灣女生交往，九四年與她結婚，九六年終於決定到這裡生活，從那時至今近十七年。

從一九九?年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時，我曾目睹台灣仍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狀態下監控媒體，還只有三家電視台，白天與宋楚瑜會面，我所有不客氣的言辭，到了晚上新聞播出時居然都被「美化」。我還曾親眼目睹在台灣學運的促成下，國是會議的召開、萬年國會的終結；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有線電視在台灣從非法的「第四台」到全面合法且遍地開花幾十個電視台；九四年歷經極其對立的族群選舉之後，陳水扁以「快樂、新希望」為口號當選台北市長；我曾目睹新黨的成立，甚至在召開記者會的那一天還在趙少康辦公室與他會面，也曾目睹新黨的由盛而衰；當然，在取得台灣戶籍之後，更第一次投票，親身參與了兩千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台灣迎來政黨輪替的那次大選。九八年開始，我在台灣媒體以政治評論人的身份亮相，及至二○○四年，更親身參與了孤挺花學運，與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產生了更直接的關係。

其它的大陸民運人士及流亡者對我都有一分羨慕，那就是我可以住在台灣，同文同種帶來生活的便利以及飲食購物的舒適自不在話下，但這還不是我被羨慕的原因。我的這些流亡夥伴大多都有堅定的性格，外在環境不是他們最在乎的東西，而且很多流亡者都能夠在語言文化各方面充分融入他們所在的不同文不同種社會，生活在異國並不致給他們帶來不便不適；他們對我的羨慕是另一個層面的：他們羨慕我在流亡的狀態之下又有了一個自己的國家。

我在台灣有了家庭，成了「台灣女婿」，但這並不必然給我帶來歸屬感。初來時，我享受著太太家人完全接納給我帶來的溫馨，彌補一些我對遠在新疆無法見面的家人的思念；沉浸在台灣人的熱情中；享受著台灣的現代文明；實踐著台灣的自由；如饑似渴地學習台灣在民主化轉型過程中的寶貴經驗；說實話，當然喜歡台灣，但，是以外人的身份喜歡著，羨慕著台灣。

因為喜歡，自然關心，而進一步就有了承擔。尤其我的兩個孩子在台灣出生、成長，我不僅是「台灣女婿」，也是「台灣之子的爸爸」，從關心教育，關心治安，到進一步關心政治，都不再僅僅是以外人的身份。一九九八年，我開始在台中全國廣播主持談話性節目，在call in聽眾的鼓勵和帶動之下，那些過去以外人身份小聲謹慎表達的「觀察、想法」慢慢轉化成為在地的大聲疾呼的「意見、批判」。這節目被熱烈的接受了，我的台灣人身份被平靜地接受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取得了台灣身份證，開始納稅、投票，對自己的台灣人身份也已經能夠完全從容以對了，流亡者特有的一種焦慮還在，但另一種踩在自己家鄉土地上的篤定也在同時慢慢滋生。正是這種篤定，讓我承擔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以關心自己國家的出發點，在報刊、廣播、電視毫不保留地表達我對政府、對政黨、對政治人物、對媒體甚至對台灣選民的嚴肅批判，到了二??四年，我更直接投身到中正紀念堂廣場的學生運動，在凱達格蘭大道跟台灣人民一起，投身到公民運動中！

我自認我的初衷是正直的，我的立場是客觀的，但當然任何意見表達出來，聽到的人的感受都會見仁見智。對我所表達的意見，台灣社會有相當的肯定，同時不以為然者也必定大有人在，也許是政治立場的不同，也許是看到了我自己看不到的盲點，我對於這些指教也都能虛心檢討，而最令我感動的是無論多麼對立，我「是不是一個台灣人」從來不是問題。
我的流亡夥伴們羨慕的正是台灣接受了我成為完整的台灣社會一分子。而今，我從容、篤定、倍感光榮地接受這個身份，並深懷感激。

內文節錄試閱二

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

幾年以來，流亡異鄉，心中最放不下的是我年近花甲的雙親，雖然自從八九年底開始就和他們保持著電話和通信聯絡，也從未忘記省下自己不多的零用金寄回家鄉給父母親治病，有朋友去新疆我總是懇求他們代我看望一下我日夜思念的父母，告訴他們，遠方的兒子一切平安。但這一切並不能彌補不能見面的痛苦。夏天我在台灣結婚，大喜日子的前一個晚上我和家裡通了電話，聽著我老母親在電話的另一端一會兒哭、一會兒笑，我的心中充滿悲傷。自己的婚事，我的父母親居然不能參加，而這恰恰是他們在夢中都已描繪過無數次的一天呀！

把父母親接出國的努力，我已持續了好幾年了，至今仍無法如願。去年年底，我父親因心臟病不得不來北京阜外醫院，準備進行開心手術，我幾乎控制不住自己情緒，幾天幾夜，我臥不成寐，淚水在半夜浸濕我的枕頭，這幾年以來和家人聯絡的情形有如電影畫面，映現在我腦海中。

八九年四月二十日學運剛剛開始，還未成任何氣候，我與幾個朋友秘密籌劃借胡耀邦喪禮的機會，把學運組織化。中共北京市委在得知此一消息後短短二十個小時之內，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找到當時從新疆來北京就讀中共中央黨校的我的父親，在四月二十一日中午派員隨我父親一道到北師大阻止我的行動，全市學生的誓師大會將於晚九時舉行。那漫長的九個小時，我一方面處理著各種複雜的準備工作，一方面不斷轉移，從一個學生宿舍到另一個，每一分鐘我都在痛苦中煎熬，我在躲避的是生我養我疼我愛我的親生父親呀！九點鐘，當我站在北師大講台上向聚集在那裡的六萬名大學同學宣佈：「中國第一個公開的，民間政治組織成立」時，我立時被響徹雲霄的歡呼聲所圍繞，奇怪的是，在如此震耳欲聾的聲浪中，我卻能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兒子！」我驚異地尋聲望去。「你知道你在做什麼？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我的父親站在講台腳下，離我很近的地方，我看到的他似乎一夜之間老了十歲，臉痛苦地扭曲著，我的心口一陣劇痛，我似乎感覺到那是父親的心，也在劇痛。

那個晚上，我和我的同伴匯合一部分在北大、法大集結的學生，浩浩蕩蕩，約八萬多人走向天安門。我在街道上，我在廣場，我在人民會堂前，聲嘶力竭地哭喊自由，我不敢想父親那張臉，更不敢想，父親是怎樣從師大回到他的住處的，他一定哭了。

父親是具有四十多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翻譯過包括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多位共產主義「偉人」的著作，給毛澤東作過翻譯。文革期間，被毫不留情地整肅，造反派的折磨使他幾乎癱瘓。他沒有癱瘓，也保住了很多醫生都宣佈保不住了的腿，甚至最後扔掉了拐杖，令醫生嘖嘖稱奇。我知道，他是靠了從我奶奶那裡承襲了樂觀而積極的精神，是靠了他從小作放牛娃至後來一生從未放棄的勇敢與命運對抗的精神，重新站起來的。這種精神，曾鼓舞我從小就不怕強勢，從高中時代就向強權挑戰。那時，我知道，他站在我身後。我父親的樂觀勇敢使我在學運開始時勇敢地站出來，並沒有太大的顧慮﹔作好了蹲大獄的準備，其他的，有我爸爸。可是當我在師大講台上看到父親那張因痛苦而扭曲的臉時，我找不到他的自信了：他一生站在強權的對面，現在他老了，當他的兒子要站在強權面前時，作父母的天性使他害怕，使他寧願屈就於他對抗了一生的強權，全為保護他的兒子。現在是我站出來保護他的時候了，而我卻使他擔驚受怕。

學運如火如荼地延續了五十天。這期間，我們見了幾次面，有一次在我宿舍，香港的幾個記者，剛好在場。當我回答記者的問題時，深深地為這一場偉大的運動而驕傲，我看到我父親的頭高高地昂起，他也為他的兒子在驕傲吧！
更多的是擔心，只有我們兩人時，他抱住我，老淚縱橫，說：「你不知道他們呀！你不知道這社會的複雜與恐怖」。

我絕食五天時，我母親從新疆來到北京，她是坐了三天三夜火車趕來的。她見到我時，我正在醫院，聽說我媽媽要來，我洗了個澡。我已不記得上次洗澡是什麼時候，每天在廣場摸爬滾打的我們，幾乎已全都變了又臟又黑又瘦的泥猴，我媽媽見到我的樣子一定很難過，我的臉色早已毫無任何血色，絕食已使我牙齦和嘴唇都變得慘白，我向護士要了一杯熱水，忍著胃的巨痛把它灌下去，以使我的臉上略帶紅潤。

母親憔悴了很多，她不停地撫摸我的臉，彷佛我不是二十一歲而是十一歲。她從護士手中接過一碗我一直拒絕喝的稀飯，以沉穩卻是不容置疑的態度，堅決地說：「從我得知你絕食到現在，我已絕食三天半了。」然後就像我小時生病時一樣，把一湯匙稀飯遞到我嘴邊。我默默地張開了嘴，和著母親的笑容吃下了五天以來第一口食物。

「六˙四」屠殺之後那一兩天，我百般努力讓我父母得知我沒有倒下，在近乎絕望的情緒中，通過了一位朋友，我得到父母親帶給我這樣一個口信：「只要你活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們都活著等著與你見面。」我可以想像出父母親說這話時的表情，這句話至今鼓舞著我，為我的理想，為和父母親的再次見面而奮鬥。
流亡的這幾年，和父母通話時也經歷了起初欲言又止，言辭閃爍，到前不久的一通電話，父親暢所欲言的變化。

在那通電話中，我與父親討論中國的發展，他很虛心地問我：「國內很多人仍然認為，如果中國變成民主了，會天下大亂，也許會像台灣立法院打架一樣烏煙瘴氣，你們怎麼回答？」

「爸爸，你記不記得學運初起時，北京市黨委叫你到師大來勸阻我？」
「當然記得。」
「你為什麼來阻止我？」
父親想了想，說：「恐懼，怕你經歷牢獄之災，甚至被暗殺也不是不可能。」
「對，後來，你告訴我只要活著，幾十年後見面也沒問題時，你害怕嗎？」
「反倒不怕了，心想只有不怕時，才能不死。」
「可後來在聽到我成功出逃之前，你們是不是很怕？」
「怕得病倒了，兒子，我們在恐懼中熬了四十天。」
「我們後來在通話時，你還說些不要反政府之類的話，是為了什麼？」
「還不是怕要監聽。」
「我的朋友去看你時，你總是要大家說話小聲是為什麼？」
「鄰居如果聽到，會害怕與我們來往。」
「如果你們可以出來看我，這裡的生活環境完全不同，我又沒錢，你們也要從頭學英語，怕不怕？」
「不怕，到了美國還有什麼好怕的？」
「對了，爸爸，如果用一句簡單的話說出我們所爭取的，那就是一個人人可以免於恐懼的社會。」
父親沉默許久，用激動的語氣說出了他這幾年在電話中最無懼的一句話：「祝你們爭取一個沒有恐懼的社會的努力早日成功。」

內文節錄試閱三
給張藝謀建議英雄續集腳本

藝謀吾兄
《英雄》在金球獎飲恨﹐因西方片商的(惡意﹖)檔期安排﹐可知將與奧斯卡絕緣﹐但吾兄切不可因此英雄氣短﹐小弟在此給兄鼓勵打氣﹐更直接建議續拍《英雄》﹐教訓這群不懂藝術的西方村野小民﹐小弟並在此野人獻曝﹐為張兄建議《英雄》續集腳本。

如同《英雄》第一集﹐故事應發生於大時代﹐最好是在西方﹐以期更強烈刺激西人感官﹐務求小金人落袋﹐是故﹐弟將之搬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歐洲。時西人有德﹑法﹑英﹑意﹑西等諸國﹐各自為陣﹐書不同文﹐車不同軌。德國位居歐洲腹地﹐經一?英雄」元首希特勒君﹐勵精圖治﹐德軍兵強馬壯﹑船堅炮利﹐先滅波蘭﹐再取捷﹑匈等小國﹐復與義大利﹑羅馬尼亞等國結盟﹐至四十年代初﹐已先後消滅收服歐洲多國﹐其統一歐洲之大業已然初露端猊。當然﹐如此大業﹐必仰杖軍威天下。德軍所向披靡﹐所到之處﹐血流成河﹐至波蘭時曾大舉殺戮異族﹐一中國裔家庭亦在所難免﹐全家屠毒﹐僅餘一男﹐名盼歸。其實此人正是《英雄》一集中殘劍與如月之後代的後代﹐為躲避秦王奪取天下之後的繼續追殺﹐一路逃避至歐洲。

盼歸承襲家傳﹐一身好功夫﹐為報家仇﹐決行刺希特勒﹐並通過殺死法國﹑西班牙等國反抗軍中欲行刺希特勒的英雄﹐而取得入柏林與仇家面對面的機會。千鈞一髮之際﹐希特勒女友愛瑪﹐在識破盼歸計謀後﹐力勸?希特勒不能殺﹗」

中國兩千年前﹐秦始皇在滅六國之後就沒再太大規模地殺戮這件事啟發著盼歸矛盾的心﹐換言之﹐雖然德軍的鐵蹄所到之處﹐生靈塗炭﹐但那只不過是取得天下所要付出的區區代價﹐畢竟希特勒在消滅所有的反抗勢力之後﹐就沒仗可打﹐自然就天下太平了。對於能夠統一歐洲之後可能產生的天下和平這樣的主題來講﹐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幾個國家﹐幾個民族的悲劇又算得了什麼呢﹖
他想﹐如何不被人欺侮﹐一般人看來是要反抗﹐而至高的境界﹐就是被欺侮夠了﹐或者乾脆讓欺侮人的人作了主人﹐欺侮自然會停止﹐只有沒有繼續的反抗﹐也許就永遠沒有欺侮了。這是中國幾千年沉澱的最主要的淳樸農業社會哲學價值。

盼歸終於沒有能夠下手﹐以高妙的境界﹐期盼以降順﹐最終助希特勒完成歐洲統一﹐書同文﹐火車同軌﹐德國汽車只需一種文字說明書的大業。盼歸必須被黨衛軍殺死﹐因為﹐希特勒要想統一歐洲﹐進而統一世界﹐就必須表現出對異族的毫不留情﹗

可惜﹐希特勒的統一大業在世界反法西斯聯軍的野蠻反抗之下﹐最終失敗了﹐希特勒與愛瑪柏林仰藥﹐臨終時﹐他說﹐?只有一個刺客理解我﹗」
戰後的歐洲雖然表面上經濟復甦﹐人民安居樂業﹐而且也沒有大的戰亂﹐但卻不得不繼續忍受﹐書不同文﹐車不同軌的亂相。甚至不得不忍受多元化之下的尼采﹑薩特等異端邪說﹐不得不忍受畢卡索以及他的傳人的塗鴉﹐不得不忍受披頭四、嬉皮以及龐客運動的嘈雜﹐雖然最終通過外交努力﹐歐洲形成共同體﹐間接完成統一﹐但畢竟缺乏金戈鐵馬的英雄氣﹐不夠精彩。藝謀兄﹐我與你相信﹐人們其實永遠期待真正的英雄﹗就讓德軍整齊劃一的軍容﹐提醒世人﹐和平的重要﹐秩序的重要﹐而且﹐穩定壓倒一切﹗

藝謀兄﹐不知這樣的腳本是否可以﹖是否跟《英雄》第一集一脈相承﹖期待兄盡早開拍﹐小弟知道﹐因為台灣背景﹐我無法掛名編劇﹐否則北京政府如何表現其泱泱大國的霸氣﹐唯我獨尊的威嚴﹖然而我區區一個人的權益﹐比起兄被誤解為拍北京政府馬屁所受的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比起真正的英雄大業來說﹐又算得了什麼呢﹖

張爾謀

內文節錄試閱四
漢人的情緒──給民運朋友的一封信

我即將啟程前往奧斯陸，親身參與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雖然今年的得獎人劉曉波無法前來領獎，我仍然很激動可以見證這中國現代化歷史上最重大、最令人鼓舞的的一天。
海外民運朋友們很多都決定前往，相信他們的想法和我是一樣的。受邀名單中也出現了熱比婭，對此，有些民運的朋友有點不以為然，他們提出維吾爾人在七五事件之中確有仇殺漢人的行為，而在仇殺中死去的人是無辜的，維吾爾人在對這些死難者表達懺悔和歉意之前，很難合作，也無法聯合。
有這種情緒的人絕不是少數，因此值得討論。下面是我給民運朋友們寫的一封信。
維漢之間的衝突，首先是共產黨長年對其他民族的殘暴殖民統治所造成的，而大多數漢人，尤其在新疆的漢人，如果不是助紂為虐，也至少是為虎作倀的，包括享受著殖民者的地位而麻木不仁對於共產黨的殘暴統治無動於衷的大多數人。七五事件即便如共產黨或流傳出來的很多照片所主張的，是維吾爾族仇殺無辜漢人，也是有其歷史根源的。七五憤怒偏狹的維吾爾人仇殺無辜的漢人並不改變兩個民族之間衝突和仇恨的根本是非：維吾爾族是被欺壓幾十年的，漢人只有那一天受了一點委屈；如果盡數維吾爾無辜被殺的事例，相信不僅從人數，殘虐程度，都遠遠超過七五中無辜被殺的漢人。

更根本的是非是這樣的：維吾爾族是衝突雙方之中的少數和弱勢，是沒有掌握國家機器，站在軍警對面的一方。漢人是多數，是強勢，是享受著國家機器的撐腰，也是自覺占到軍警旁邊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民運人士怎麼能要求維吾爾人首先要道歉，才能像藏族同胞一樣，得到我們的支持呢？要道歉，也應該是在七五爆發之前對長年的維漢衝突漠不關心的民運人士應該先道歉吧，而恐怕大多數維吾爾人都還沒有聽到過漢人對於維吾爾民族的誠摯歉意呢。

上個月我去廣島參加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日本共同社記者問我，對於參觀過廣島原爆紀念館，聽原爆倖存者的控訴之後的感想，我是這麼回答的：「原子彈是人類最愚蠢的發明之一，更愚蠢的是至今仍然以擁有它為樂的政客們，但和原子彈同樣愚蠢的是坦克，是AK47，是日本武士刀。看過原爆紀念館那麼恐怖的畫面，心中當然有強烈的感觸，不禁使我想到自己經歷過的另一場屠殺，那就是六四，我的感想是這樣的：無辜的人不該死去，無論是在天安門，還是廣島，還是南京。」現在應該加上，還有烏魯木齊！

我們去奧斯陸，歡慶劉曉波得獎，當然也會在哪個場合中心中緬懷六四亡靈，這時心中如果也念著在中共統治之下所有犧牲的無辜者，包括在民族仇殺之中死去的無辜者的亡靈，我們才算是呼應了諾貝爾精神，劉曉波精神。

我在這篇說明文字中沒有強調我的民族，也請大家忽略我的民族，因為我是什麼民族都該和我所說的內容無關，也希望讀到這篇東西的朋友們暫時不要想著自己的民族，否則就和在新疆因為自己的民族而決定在仇恨之中站在哪一邊的人一模一樣了，而這仇恨也就很難有消解的一天。我們無法要求在新疆處在激烈情緒中的人民看清這一點，但我們在奧斯陸，歡慶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民運朋友們，我們該記住劉曉波念茲在茲的不就是「理性」精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