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烏托邦（簡體書）

《啟明文叢：民主與烏托邦》是陳彥博士多年來的點滴思考匯成的，清晰地展現了他的思想歷程。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三十多年間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作者的寫作重心也有所轉移：從引介法國學界的新知與觀念、探求法蘭西歷史文化，到評析法國社會政治現象，再到對戰後歐洲聯合工程的關注。作者思考的領域始終在擴展，對現實世界的觀察與參與也日益深入。與其說是常年對歐洲的實地觀察推動著作者的思考和寫作，不如說是中歐的交互映襯與換位思考牽引著他的求索和研究。

陳彥，法國巴黎蘇邦大學歷史學博士，“中歐社會論壇”創始人、執行主席，歐洲華人學會秘書長，法國政治與思想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曾執教于法國裡昂第三大學、巴黎東方語言文明學院、巴黎第七大學。法國L'Aube出版社《同中國一起思考》（PenseraveclaChine）叢書主編。2005年獲評《南風窗》“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
著作有《中國之覺醒》（L'Aube，2002），《新漢文化圈》（譯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主編《穿越中國當代思想世界的旅程》（L'Aube，2008）、《認同與全球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悖論》（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2）等書籍。

《民主與烏托邦:巴黎讀書思想札記》編輯推薦：所謂民主的雙重性，即一方面民主具有對平等、自由等普世價值的莊嚴承諾，一方面又具有一種總是不能完全達到目的的不可兌現性。換句話說，民主機制從其降生之日起就存在著一種內在緊張。同亞洲比較，歐洲民主顯得精疲力竭，政治烏托邦曾經影像了整個20世紀，如今意識形態的退潮與經濟的困頓則使人們懷疑民主制度本身。新觀察家給烏托邦加上現實主義的限制詞，反映的是一種小心翼翼的幻想。它恰好體現了一種理想的回潮，體現了人們擺脫20世紀噩夢束縛的努力。

特色一，以法國為中心的思想啟蒙運動對封建、神學舊體系的批判與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不僅僅是由于西方的先進分子敢于摒棄傳統，更重要的在于他們是站在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的進步傳統之上的。啟蒙運動高揚理性、謳歌自由是歐洲文藝復興以來人性解放思潮的一環，經17世紀的醞釀、發展、成熟而后發生的。而中國明末清初雖在王船山、顧亭林、黃梨洲等人那里有近代思想的萌發，但能談得上文化啟蒙的思想卻是由嚴復等人介紹進來的西學，在中國既無思想淵源、文化根基又無階級基礎，這不僅造成了西學的傳播與接收的特別不易，而且人們往往不得不（尤其是初期）將與中學格格不入的西學之“毛”牽強附著于中學之“皮”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矣。
特色二，啟蒙思想家是科學精神與思想解放的倡導者，但卻并非革命的斗士。伏爾泰主張“開明專制”，哲學家為國王，他甚至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言論。孟德斯鳩主張貴族改革、君主立憲，盧梭甚至不承認自己為啟蒙思想家。他們往往多的是探索真理、追求學術自由的科學醒世精神，少的是政治行動、“替天行道”的救世意識。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則往往是將政治救亡放在思想啟蒙之先，從康、梁變法，到陳獨秀、李大釗等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無不如此。這一方面是中國士大夫“治國平天下”的文化傳統的延續，一方面（更為重要）是有亡國之患的嚴峻的政治局勢所致，結果是中國文化人在短暫的近代百年來走完了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數百年的路，從羨其“船堅炮利”到科學救國，從進化論到無政府主義，最終找到了既是思想體系又是行動武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文化上的啟蒙終成為次要，而關于學術探索、思想自由的問題更是無足輕重了。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口號不是至今仍然受到冷落嗎？從科學與歷史的眼光看，探索真理與追求自由的精神縱然可在特定的環境下受到一時的行動與近期的政治目的的沖擊，但長期地忽略與輕視它則是必定要付出代價的。
特色三，啟蒙思想家是站在歐洲18世紀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大大發展的高度上審視現實與歷史的。其時心理學、博物學、歷史學、政治學均有新的發現、新的進展，《百科全書》本身就是科學加理性的產物。啟蒙思想家的行列中不僅有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等方面的著作專家，而且也不乏自然科學家，《百科全書》的組織者達朗貝爾本身既是數學家又是物理學家，布豐更是其時杰出的博物學家。他們所倡導的理性是建筑于科學與實證基礎上的理性。狄德羅說：“我們有三個主要方法，觀察自然、思考與實驗。觀察積累現象，思考組合現象，實驗證實組合的結果。”（《對自然的解釋》）理性實際就是科學精神本身，科學始于觀察，理性始于科學。由于科學的推動，人類永遠進步、前途日益美好等理想成為啟蒙思想家牢不可破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