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交水稻是怎樣育成的：袁隆平口述自傳（簡體書）

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那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由于“四人幫”的瘋狂破壞，國家的經濟秩序被徹底攪亂，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湖南本來是一個農業大省，是歷史上有名的魚米之鄉，但那時老百姓的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我作為省里的主要領導人，對老百姓的“吃飯”問題非常憂慮。而且，毛主席當時的“世界革命”的思想，也促使我們了解到全世界的糧食問題的嚴重性。為此，我好像在困難中看到了一個亮點。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如果雜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將是對全世界的一個劃時代的貢獻。毛主席對農業的高度重視，鞭策我對這一重大科研課題給予關注。早在1970年，袁隆平和他領導的科研小組，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湖南省領導機關（那時中共湖南省委尚未恢復，還是“革委會”時期）就對他們的成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我和袁隆平曾做過一次愉快的交談。他的坦誠，他的質樸，他的科學思維，他的科學視野和宏觀意識，都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告訴他，要將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眾中去搞，并要求有關地市和部門大力支持。對于科學研究，我是個外行。但我知道，農業生產要發展，就得依靠農業科學的進步；而農業科學的進步，離開農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為一個地方的領導人，支持和幫助他的科研項目，是我的天職。大概從那時候開始，我們之間就建立了一種友誼。此後，雜交水稻在湖南推廣試驗，取得了成功。湖南的糧食生產，迅速上了一個新臺階。1975年，我已經到北京工作。他們為了將雜交稻向全國推廣，碰到了困難。我聽取了他們的匯報，決定從財政上給予支持，并及時要求南方13個省、市立即行動，推廣雜交水稻。後來的實踐證明，雜交稻的大面積推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不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成功。袁隆平就是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當代神農！我長期分享著他們勝利的喜悅。

袁隆平（1930-），江西德安人。中國工程院院士（1995），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2006）。育種學家，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1953年畢業于西南農學院，至湖南安江農業學校任教。現任中國國家雜交水稻工作技術中心主任暨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雜交水稻培育的實踐和理論》、《雜交水稻學》等。曾獲“國家特等發明獎”、“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和聯合國科學獎、沃爾夫獎、世界糧食獎等多項大獎。
辛業蕓（1966-），女，湖南臨澧人。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員。現任袁隆平院士工作秘書。承擔科技部“973”計劃、教育部博士學科點專項基金等有關研究項目，獲得過省級科技進步一等獎、三等獎。著有《創造學》等，發表論著200余篇（冊）。

雜交水稻之你，從湖南走向世界，關注全球糧食安全。

序言 華國鋒
第一章 家世

第二章 跟著興趣走的學生時代

第三章 安江農校
初為人師
餓殍的震撼
來自農民的啟發：“施肥不如勤換種”
決定性的思考與選擇
雜交水稻選育的思路
在《科學通報》上發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結婚
成立雜交水稻科研小組的前前後後

第四章 三系配套協作攻關
到云南元江去尋找野生稻
常德會議成為轉折
在海南三亞發現“野敗”
一闖三系配套關
二闖優勢組合關
三闖制種關

第五章 大推廣 大增產
千軍萬馬下海南
開始在全國大面積推廣
湖南水稻大增產
發表《雜交水稻培育的實踐和理論》
獲1981年國家技術發明特等獎

第六章 兩系法雜種優勢利用
成立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
雜交水稻發展戰略
首屆雜交水稻國際學術討論會
中國獨創的“兩系法”

第七章 走向世界
“雜交水稻之父”一說之緣起
第一項農業專利轉讓給美國及其後的中美合
國際培訓班和國際學術討論會
Science紹超級雜交稻選育理論
推廣到全球20多個國家

第八章 新世紀新目標
首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持續發展的“中心”
學科積累與人才培養
超級雜交稻研究
“種三產四”豐產工程
對“轉基因”的看法
改革開放帶來發展變化
關注國家和全球的糧食安全問題

第九章 答問錄
科研工作與成功經驗
榮譽與感恩
生活態度與追求
後記

我之所以選擇學農，其實緣于從小產生的志趣。那是在漢口扶輪小學讀一年級的時候，老師帶我們去郊游，參觀一個資本家的園藝場。那個園藝場辦得很好，到那里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樣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樣。那個紅紅的桃子結得滿滿地掛在樹上，葡萄一串一串水靈靈的……當時，美國的黑白電影《摩登時代》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影片是卓別林演的。其中有一個鏡頭，窗子外邊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搞來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過來，接一杯就喝，十分美好。兩者的印象疊加起來，心中就特別向往那種田園之美、農藝之樂。從那時起，我就想長大以後一定要學農了。隨著年齡的增長，愿望更加強烈，學農變成了我的人生志向。到了考大學時，父親覺得學理工、學醫對前途應該會很好，但我卻想學農。母親也不贊成我學農，她說學農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還說要當農民啦等等。我說我已經填報過了，還說她是城里人，不太懂農家樂，有美好的地方她沒看到。我說我以後辦了園藝場，種果樹、種花卉，那也有田園樂！我還跟她爭辯農業的重要性，說吃飯是第一件大事，沒有農民種田，就不能生存……
父母最終是尊重我的選擇，我如愿以償地進了私立相輝學院的農藝系。1949年11月，重慶解放。1950年，經過院系調整，私立相輝學院與四川大學的相關系科、四川省立教育學院的農科三系合并組建為西南農學院，我們這個系就改稱農學系了，校址在重慶北碚。我在這里學習了四年，直至大學畢業。
說實在的，很多人對學農有想法，可我從來沒有後悔過學農。我覺得既然學了，就應該學以致用，為農民、為國家做點事。1952年農學院的學生也要到農村去土改，那是真正深入到農村，住在農民家，這時才知道真正的農村是又苦又累又臟又窮的。現在可以說說我的真實想法，如果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帶我們去的不是那個園藝場，而是帶我們到真正的農村，是這樣又苦又臟又累又窮的地方，恐怕我就不會立志學農了。但是，既然選擇學農了，我也沒覺得後悔，而是堅定了學農的信心。那時候我是有點雄心壯志的，看到農民這么苦，我就暗下決心，立志要改造農村，為農民做點實事。我認為我們學農的就應該有這個義務，發展農業，幫助農民提高產量，改善他們的生活。實際上，看到農村貧窮落後的狀態，反而讓我找到了自己學知識的用武之地。再加上小時候親眼目睹了中國飽受日寇的欺凌，我深深感到中國應該強大起來。特別是新中國誕生後，覺得中國人民真的是站起來了，我們也要做一番事業，為中國人爭一口氣，為自己的國家做貢獻，這是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感到自己肩上應該有擔子。
我學的是遺傳育種專業，因為我對這個專業感興趣。在當時任課的教師中，有一位管相桓教授，這個名字挺有意思，含著管仲輔佐齊桓公的歷史故事。管老師教遺傳學，當時一切向蘇聯看齊，遺傳學只能是教蘇聯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但他崇尚孟德爾遺傳學，他曾說米丘林的“環境影響”學說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量變，不見質變，最後什么都沒有”。
我于是利用大量課余時間去閱讀國內外多種中外文農業科技雜志，開闊視野。我在廣泛的閱讀中，了解了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學觀點，并有意識地將他們不同學術觀點進行過比較。後來我開始自學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時，就去請教管老師。每次他都是非常認真細致地為我講解，對我幫助很大。他堅持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學觀點，與主流不相合。也是與此有關吧，1957年他被錯誤地打成了“右派”，迫于壓力，“文革”初期，他便自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