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史記―名篇精選

司馬遷所撰的《史記》記事上起軒轅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是一部紀傳體的通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史記》不僅是一部體大思精、前無古人的歷史鉅著，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在中國史學與文學上的影響巨大而深遠，研究文史者幾乎無人不讀《史記》。本局邀請《史記》研究專家韓兆琦所注譯出版的《新譯史記》，全套共八大冊，為最新的全注全譯本。本書特精選其中的十四篇名篇結集成冊，除了可讓一般讀者一窺《史記》之精彩內容，也可作為《史記》課程之教材。

韓兆琦
天津靜海縣人，生於一九三三年。一九五九年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一九六二年復旦大學古典文學研究生畢業。此後遂長期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為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兼職有中國《史記》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著有《史記箋證》等二十餘種相關著作，為著名的《史記》與傳記文學研究專家。

人人都應讀《史記》
中華民族的輝煌文明，自傳說時代的三皇五帝迄今，已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許多前人的智慧與經驗，亦隨時間的過往而留傳至今，甚至為後人所發揚光大。歷史的傳承，是一個民族文明延續的總結表現，藉由歷史的記載，我們也得以瞭解自己的本源。孔子曾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就是強調歷史對一個文明發展與延續的重要性。
縱觀中國歷朝更迭，史書不絕，較之四海諸國，所記載內容之豐富，何止千萬。其中最集文學、史學價值於一身者，非《史記》莫屬。它不僅僅廣納先秦史料之菁華，更重要的是，這套偉大史書的作者──司馬遷，以生動的情節、優美的文辭、感性的筆調，為文明發展留下最好的見證。《史記》從一部私家撰著，躍升為官方認定之正史，位居「四史」之首，以「千古以來第一書」名之，實不為過。今人對《史記》之所以重視，不單單緣於司馬遷在《史記》中所傳達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更因為字裡行間所流露的文學價值。因此，研究古史、鑽研先秦文明、學習上古漢語與練習謀篇佈局之人士，無不借鑑《史記》。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即十分推崇司馬遷，以為《史記》當是後代學子為文之典範，他的〈張中丞傳後敘〉便是學習《史記》的人物傳記。歐陽脩的散文簡練流暢，亦深得《史記》神韻，如他所撰之〈五代史伶官傳序〉，其文章格調與《史記‧伯夷列傳》便極為相似。
在近代發光發熱的明清通俗小說和戲劇創作，也大量吸收《史記》的筆觸與特色。例如《史記》中對於人物形象之鋪陳，以簡練生動的故事情節來進行，千百年來在民間流傳，這些都為通俗小說和戲劇創作提供良好的素材。又如《史記》中通過人物的對話、舉止來表現人物性格，以使故事生動曲折，亦被許多優秀的小說創作所吸收。此外，小說與戲劇在取材上，也多有緣自《史記》者，如《竊符救趙》、《楚漢春秋》、《琴心記》 等，這些故事一直到今天還流傳不衰，深受廣大群眾所喜愛。
總而言之，《史記》不僅僅是一部記載歷史的書籍，並為後代文人學者規摹優美篇章立下最佳典範。它承載了中華文明的發展，為政治、歷史、文學各方面提供最豐富、最絢爛的他山之石。身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無論士農工商，都應該熟讀《史記》，從中吸取屬於自己的文化結晶與創造動力。 

導讀(節錄)
《史記》對後世的影響是巨大的。在歷史方面，它直接影響了歷朝「正史」體制的確立，從班固的《漢書》，到最後的《清史稿》，所有「正史」的格局都與《史記》基本相似。恰如宋代鄭樵所說的「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和清代趙翼所說的「自此例一定，歷代作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了」。自司馬遷死後，僅在西漢末期的幾十年間，續補《史記》的就有幾十家；殆至東漢三國，仿效《史記》而作的各種野史雜傳更是蜂擁而起，足見它的影響之大。《史記》影響後代歷史家們的主要是它那種勇敢無畏的批判精神和「不虛美、不隱惡」的求實態度。儘管後代人消極地接受了前代血的教訓，再也沒人敢給現時的王朝寫史了，但毫無疑問，司馬遷的勇敢精神和正義感作為一種美德，已深深地融入我們民族的傳統中了。
《史記》對後世文學的影響，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馬遷的散文在我國文學史上被視為巨擘，被後人當作一種典範。唐宋八大家反對駢文，提倡古文，就是把《左傳》、《史記》的文章風格當成旗幟的。韓愈說：「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韓愈的〈張中丞傳後敘〉最具有《史記》的風韻，〈毛穎傳〉更是與《史記》形神畢肖。歐陽脩的散文如同行雲流水，比《史記》又發展了一步，但是他的《新五代史》，人們仍然認為是得力於《史記》，而且認為它在後代諸史中是學《史記》學得最好的。歸有光是明代文章的宗匠，一生服膺司馬遷。他撰有《評點史記》一書，開品評分析《史記》文章的先河。歸有光又深受清代方苞、姚鼐的推崇，因而成為清代最大、最有影響的散文派別──桐城派的祖師。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明白《史記》在歷代散文家們心目中的地位了。完全可以說，它的影響、它的精神幾乎是無往而不在的。
《史記》是小說的始祖，而且也有力地促進了戲劇文學的產生。有人說，中國唐宋以後的小說是來自魏晉南北朝的「小說」；我認為，魏晉南北朝的「小說」只是東漢以來在《史記》影響下蜂擁而起的各種野史雜傳的一部分，它是流，而不是源。至於唐代傳奇這一批中國最早成熟的小說，諸如〈南柯太守傳〉、〈李娃傳〉、〈霍小玉傳〉，它們的面目，它們的骨架，它們的精神氣質，以及它們的口吻語氣，與其說是像南北朝「小說」，毋寧說更像《史記》。而後世的小說戲曲從《史記》中選擇題材進行再創作，《史記》中的人物性格、故事情節被後世的戲曲小說所模仿，所推衍，則更是最多、最平常，也最容易看到的了。當代一位名叫浦安迪（Andrew H. Plakes）的美國人認為《史記》是我國古代的一部偉大史詩，說「中國後代長篇小說諸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等裡面典型人物的內心世界處處與《史記》中表現的荊軻精神、伍子胥精神、孟嘗君精神相暗合」，說「明清小說的主要境界是從《史記》中吸取來的」。妙哉斯言！
《史記》作為第一部傳記文學的確立，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過去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他們稱古希臘的普魯塔克為「世界傳記之王」。普魯塔克大約生於西元四六年，死於西元一二○年，著有《列傳》（今本譯作《希臘羅馬名人傳》）五十篇，是歐洲傳記文學的開端。如果比較一下，可以發現，普魯塔克比班固（西元三二─九二年）還要晚生十四年，若和司馬遷相比，則要晚生一百九十一年了。司馬遷的《史記》要比普魯塔克的《列傳》早產生幾乎兩個世紀。司馬遷才真正是中國與世界的傳記文學之祖呢！